既是出于对法律和现存制度的充分了解，也是出于传统原因，法国有着高标准的商业诚信标准。子辈们用数年的辛勤工作来偿还父辈留下的债务，公证人会拿出自己的钱偿还他们中的一员曾经盗用过的公款。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其职业利益，不存在任何个人契约，这充分体现了其商业诚信标准，而这种标准不可能不对一个民族的繁荣昌盛产生影响。也许令人吃惊的是，养育了战争中勇猛顽强战士的国家应赋予其金融家和商人相应的行为准则，以体现这一民族的保守主义，而这也正是事实。

　　同一位作者继续写道：

　　在英格兰这个国家里，冒险和投机是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最大促进者。92

　　有一位历史学家认为采矿业和羊毛业助长了人们对赌博的偏好，澳大利亚人从1851～1852年发现金矿开始，养成了对赌博的特殊偏好，这种偏好表现在赛马与土地投机上。93

　　大家一致认为，美国是“商业与金融恐慌的经典乐园”，也许主要是由于其具有野猫般的银行业。94这是米切尔•查瓦莱尔(Michel Chevalier)于19世纪30年代做出的评论，他对比了法国人的审慎与美国人的投机（但他也认为后者是运河、铁路、公路、工厂和乡村建设的主要促进人）。95他从美国发往法国的第25封信全文都在讨论投机：“全世界都在投机，对每一件事物进行投机。从缅因州到红河河畔（位于阿肯色州），美国已经变成了密西西比泡沫的华尔街”。96但从需求方面分析，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情况。“法国是审慎而经济的，英国则是企业家和投机者的国家”。97“法国并没有显示出具有与苏格兰同样的审慎体系；其神经尤为多疑，对信贷之类的事件十分敏感。”98“这个国家（英国）的特点就是对每一件事情都过分地……讲究道德与否”。991866年以后，据说德国人滋长了傲慢情绪，但他们只是在“股票欺诈与投机行为”方面超过了法国人。100摩根斯坦（Morgenstern）发现法国曾发生过十次经济恐慌，甚至比美国多出两次，但“考虑到法国政治的不稳定性，这并不令人吃惊”101（为了肯定起见，这说明了外部冲击的发生，而并不表示对投机的热爱）。相反，一位法国金融家说道：“法国人热爱金钱，并不是因为它给人们带来了行动的机会，而是因为它可以保证收入”。102让我们看看虚构的法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观点，它们产生于1931年哈佛与耶鲁的一场争论：

　　威廉姆•伯蒂尼恩：英格兰是股票热衷者的圣诞树。贵族只要花几英镑就可以买到一个席位，进入任何一家公司的董事会。而公众不是疯子就是傻子。上帝啊，我从未听说过这种人，除非是贝沙拉比亚（Bessarabia）的农民，或是卡默隆斯（Cameroons）的黑鬼，他们才真正相信他们的信仰。只要有任何一种听起来完全不可能的业务，他们就会将之吞咽。103

　　斯图尔特：英格兰是银行家的世界。还从来没有失败过，还从来没有失败过。她遵守了她的诺言，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投机——这些投机你在美国股票市场上是找不到的。每一个汤姆、狄克和哈利都试图大赚一笔——就像在法国一样。104

　　确实，这是不同的。各国的投机天性可能都互不相同。例如，人们认为丹麦人较为冷漠，特别是不太可能冒险。对于某一个国家而言，投机的程度在不同的时间里也有所不同，即在该国情绪高昂时期与压抑时期，投机的程度会不同。我们认识到这些可能性，但力图避免将之纳入我们的框架。

　　注释：

　　1.约翰•穆思，“理性预期和价格波动理论”，《经济计量学》第29期（1961年7月号），第313～335页。

　　2.梅尔文•里德尔，“芝加哥经济学：永恒与变革”，《经济文献季刊》第20卷第1期（1982年3月刊），第1～38页。里德尔在这篇文章中详细论述了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如何迅速发展，而当芝加哥学派的理论与实践不能统一时，他们声称忽略了一些关键变量而未能适当设定前提条件，因此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对理论进行修正是最后时刻才采取的措施，因此要尽可能避免这样做。

　　3.米尔顿•弗里德曼，“浮动汇率情况分析”，见《经济学论文集》（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3年）。

　　4.哈利•约翰逊，“不稳定的投机：一般均衡方法”，《政治经济学杂志》第84卷（1976年2月），第101页。

　　5.米尔顿•弗里德曼，与金德尔伯格的“讨论”，“固定汇率制度分析：1969年”，《国际调整机制》（波士顿：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1979年），第114～115页。

　　6.参见费尔南德•布劳迫尔的《日常生活结构》、《文明与资本主义：可能的极限》第1卷，西昂•雷诺兹翻译（纽约：哈泊罗，1981年），第220页、第222页、第228页、第315页、第318页和第335页。

　　7.H.M.海德曼，《19世纪的商业危机》（1892年；第2版（1932），重印本，纽约：奥古斯塔斯•M.凯利，1976年），第96页。

　　8.沃尔特•巴杰特，《隆巴德大街：货币市场描述》（1873年；伦敦编辑重印：约翰•穆瑞，1917年），第18页。

　　9.约翰•克莱泛姆爵士，《英格兰银行：发展历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45年），第2卷第326页。

　　10.亚当•斯密，《国富论》（1776年；重新排版印刷，纽约：现代图书馆，1937年），第703～704页。

　　11.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货币、信用和商业》（1923年；重新排版印刷，纽约：奥古斯塔斯•凯利，1965年），第305页。

　　12.越来越多的经济理论家抛弃了原来对市场参与者智力等同、拥有同样的信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这一假定的依赖，引入信息不对称（不同的参与者拥有的知识不同、认识不一致、无意识地压制与一般观点不一致的信息）。从众行为以及耽误良机最终导致不能及时行动等概念。对此感兴趣的人们可参阅乔治•阿克尔罗夫和理查德•第拉尔的著作。相关的研究还有弗里德里克•米什金（Frederic Miskin）的“信息不对称与金融危机：历史分析”一文，收录在格伦•胡伯特主编的《金融市场和金融危机》一书中（芝加哥和伦敦：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69～108页；还可参阅托马斯•卢卡斯（Thomas Lux）的“从众行为、经济泡沫及经济崩溃”，《经济学季刊》第105卷1995年7月号），第881～896页。

　　13.居斯塔夫•勒朋，《群众心理：大众意识研究》（伦敦：T.费雪，尤温，1922年）。

　　14.查理斯•麦凯，《过度幻觉和群体疯狂》（1852年；重新排印，波士顿佩姬出版社，1932年）。

　　15.约翰•卡斯维尔，《南海泡沫》（伦敦：克莱塞特出版社，1960年），第161页。

　　16．大卫•卡斯和卡尔•谢尔，“太阳黑子有重大影响吗？”，《政治经济学杂志》，第91卷第2期（1983年4月），第193～2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