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货币方面，由于发现了新的金矿或银矿，或是由于旧的金矿或银矿枯竭，或是由于在供给稳定的情况下信贷与价格发生波动，实际货币供应量也许会有所增减。此外，正如在第四章中讨论的，金汇兑本位制的实施或诸如欧洲货币市场这样的中介形式可能会引起国际金融扩张。某一个国家可能会发生通货膨胀，并且，其经济繁荣可能通过资本输出传导至其他国家；这样，在短期内该国的通货膨胀可能会中止，但也可能不会。资本流动也许具有现实的原因，例如战争、革命、新市场的发现以及创新等，但也可能由政策变动（即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导致，或由汇率和外汇投机不均衡导致。

　　至于各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想一想汇率升值与通货贬值之间的关系，或是汇率贬值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将汇率与价格联系在了一起，并将它们与破产、银行停业和货币供应量联系起来。例如，弗里德曼和施瓦兹认为，“实际上很难将(美国)银行倒闭的后果归因于当时的海外影响”。13我却认为这很容易。20世纪30年代初期，阿根廷、乌拉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货币贬值实际上压低了美国的小麦价格。而如果发生通货膨胀，则会提高汇率贬值国家的小麦价格，正如我们在1971年以后所发现的一样；而如果濒临通货贬值边缘，则会降低升值国家的小麦价格。谷物价格的下跌波及玉米和其他种植物，从而引发大量农场主的破产，以及农业地区银行的倒闭，尤其是1930年密苏里、印第安那、伊利诺伊、爱荷华、堪萨斯和北卡罗莱纳地区许多银行的倒闭。14

　　经济繁荣与衰退也具有国际联系，但有时更为复杂：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也许会中断其外国贷款，而正是后者助燃了贷款接受国的投资。最明显的例子发生在1872年，当时柏林和维也纳停止了向纽约发放贷款；1928年第二季度，纽约股票市场开始繁荣，原因是大量外国债券涌入，并在1929年10月大崩溃之前使借入大量资金的借款人（德国、澳大利亚和拉丁美洲）陷入困境之中；1981年，由于向第三世界发放的银行辛迪加贷款崩溃，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等国陷入危机之中。

　　一个尤为引人注目的、在相邻国家同时发生泡沫的事件是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尤其是其股票市场。如果以1980年的实际股票价格指数为100，也就是扣除了价格上涨因素后的股票价格指数为100，1990年，挪威和丹麦的股票价格指数上升到了300，而瑞典和芬兰则分别于1987年和1988年上升至500。15

　　The Kipper-und Wipperzeit

　　这一病态的金融插曲十分有意思，因为这次危机说明了危机本身主要是没有银行信贷的金属币的危机的可能性。此次危机中，王子、男修道院院长、主教、甚至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都降低了日常交易中使用的降低成色的辅币（但不是大面值的金币和银币），主要方式是提高现有货币的面值，以劣等金属币替代高质量的金属币，或是降低其重量，目的是在没有一个有效的税收制度和资本市场的情况下获得更多的铸币税——为1618年爆发的三十年战争筹备费用。一开始，降低金属币的成色仅限于降低成色者自己的领地范围。后来，人们发现，如果将劣币带到邻近国边界并用之向不了解情况的普通大众交换良币，带回良币，再降低它们的成色，这样做更有利于筹集军费。结果，最初受到这种行为伤害的领地降低其硬币的成色，并将其转向其他的邻近领地来弥补自己的损失，积累自己的战争军费。这样，越来越多的铸币厂成立了。降低成色的行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不断发展，直到辅币实际上已经没有价值，孩子们拿着它们在街上玩时才中止，列夫•托尔斯泰曾在其短篇小说“傻瓜伊万”中描述了这一过程。

　　让我感兴趣的是这个事件的蔓延。柏林费里大学沃尔夫拉姆•费舍尔教授的办公室向我提供了一些当地的资料，它们指出降低了成色的货币首次出现于意大利，后来通过康斯坦斯湖的切尔主教传入德国。但来自乌尔姆（ULM）的资料却认为，包括斯特拉斯堡在内的莱茵河上游流域的伪造行为尤其让人难以容忍。自1600年开始小规模发展以来，降低成色的行为慢慢地逐步增加，到1618年以后加速增长，不仅扩散到了整个德国，而且还发展到了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最后甚至扩张到了波兰，还有人认为甚至通过俄罗斯的LVOV发展到了近东和远东地区。16

　　南海泡沫和密西西比泡沫

　　阿克尔曼(Akerman)将1720年危机称做是第一次国际性危机，因为1717～1720年期间，法国和英格兰的投机在荷兰和意大利北部的城市，以及汉堡都有反响（在更早的一次交流中，他提出被我所称做第15次标准的国际性周期始于1825年）。17南海泡沫和密西西比泡沫以一系列方式联系在了一起。早在1717年，英国投资者就紧紧追随着巴黎的克文坎佩克斯路（Rue de Quincampoix）事件，在这里，人们对约翰•罗伊的银行和企业进行交易。到1719年5月，英国驻巴黎大使斯塔尔收到了其在苏格兰的朋友和亲戚的来信，请求他为他们代购Compagnie des Indes的股票。约3万名外国人，包括一些英国贵族涌入巴黎，亲自认购该股票。5月，斯塔尔大使敦促其政府采取措施与约翰•罗伊进行竞争，并减缓资本从伦敦向巴黎的流入。随着罗伊的体系于1719年12月达到顶峰，一些投机者，比如查德斯公爵，开始出售南海股票，购入密西西比股票。18

　　英国人在巴黎购入密西西比股票的同时，许多欧洲大陆的投资者也在伦敦购入南海股票。西尔多•简森爵士手上握有一个长长的来自日内瓦、巴黎、阿姆斯特丹和海牙的认购者的名单。兰伯特手上握有的法国购买者名录中包括银行家马丁，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引述的，他认购了500英镑的南海股票，同时说道：“当世界上所有的其他人都发疯的时候，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效仿他们”。当7月一些早期的觉悟者开始清盘时，挪用了20万英镑公共资金进行投机的伯尔尼省出售了其持有的全部股票，获得了高达200万英镑的利润。19

　　阿姆斯特丹当时的情形介于巴黎与伦敦之间。显然，它在这场投机风暴中表现良好。据说荷兰人在一个十分恰当的心理时期出售了他们所持有的密西西比股票，在大崩溃中损失很小。1720年4月，也许有点过早，戴维•里维将其持有的南海股票清盘，购入了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股票。到那一个月末，荷兰银行家克雷利斯冷静地发现艾利股票交易所就像“什么也没有一样，似乎所有的疯子都立即逃出了疯人院”。206月和7月，从英国坐船到阿姆斯特丹耗时12小时，7月16日，约有80个犹太人、长老派信徒和浸礼教徒出发离开了荷兰和汉堡，投机于欧洲大陆保险公司的股票，以弥补损失。21到秋天，伦敦和欧洲大陆都出现了灾难即将来临的信号。萨缪尔•伯纳德，这位法国银行家被派往伦敦出售南海公司股票，以取得黄金带回法兰西，结果由于罗伊的投机机制崩溃，形势逆转。荷兰银行则“缩短了航程，收回预付金，拒绝继续发放贷款，并出售了作为抵押物的股票”。22当4月南海股票第一次上升，“法国、荷兰以及一定程度上的丹麦、西班牙和葡萄牙”都在买进该股票时，阿姆斯特丹的英镑汇率从35-4（35.125荷兰盾）的水平上升至36-1(36.03125荷兰盾)，到9月1日，由于“外国人失去了对英国证券的兴趣”，又下跌至33-11(33.34375荷兰盾)。随后在恐慌的顶峰时期又恢复到35-2(35.0625荷兰盾)。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