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3～1819年

　　1763年的危机主要涉及荷兰、汉堡、普鲁士和斯堪的纳维亚，波及伦敦但也得到了伦敦的帮助。法国没有卷入这场危机；七年战争的爆发直接对它产生了不利影响。乔治•查尔墨斯，这位当时深具洞察力的观察家宣称，同期发生于美国的土地投机是导致这次危机的因素之一，但这个观点并未得到当时其他文献的支持。24阿姆斯特丹曾是向英国盟友支付资金的集散地，当时的荷兰既投资于英国政府股票，又投资于Wisselruitij（亦即通融汇票链），导致了信贷的扩张，而德纽夫尔正是利用通融汇票链在资金极少的基础上构建了他那令人眼花缭乱的大厦，并向斯德哥尔摩、汉堡、不莱梅、雷普兹格(Leipzig)、阿尔托那(Altona)、纽贝克(Lübeck)、哥本哈根和圣彼得堡的商品交易所开具了大量票据。除通融汇票外，在阿姆斯特丹流通的还有根据商品运输安全开具的票据。当战后商品价格下跌时──尤其是食糖价格下跌，这也许是法国西印度公司恢复船运的结果，这是我能够找出的原因──价格普遍下跌，票据得不到支付。25据说汉堡曾警告阿姆斯特丹的票据所，除非向德纽夫尔提供援助，否则它将停止支付其票据。从一个方面来看，这封信来得太晚了。26而另一封信则仅仅告知阿姆斯特丹拯救该企业的计划失败，原因是该企业的声誉太差。27从长期来看，德纽夫尔本来可以偿还其70％

　　的债务，但各票据所却在知道这一点之前与债权人达成了协议，偿还了60％的债务。最终，汉堡的债权人不得不苦苦等待36年，到1799年才回收了相当于60％的债权。28在普鲁士弗雷德里克二世统治时期，爆发了Coup de Grace事件，他于1759年降低了银币成色以赢得战争，并决定收回旧的银币，发行在阿姆斯特丹铸造的新币，并以荷兰银行家开具的信贷为基础。29但在发行新币之前就回收旧的硬币给信贷体系施加了通货贬值的压力。

　　正如我们以后将看到的，伦敦拯救了阿姆斯特丹，并通过这次拯救行动在荷兰贸易中占据了相当的比重，在向斯堪的纳维亚和俄罗斯融资中也占据了相当的比重。在普鲁士，弗雷德里克大帝也不得不援助那些由于其票据被拒付而陷入危机中的柏林商人，而这与他本来的意愿大相径庭。30瑞典企业在1762年的初秋也开始纷纷抱怨其票据在阿姆斯特丹被拒付，不能用于支付，同时，寄去替代票据的汇款却被留下。人们在阿姆斯特丹是否试图出售其持有的英国证券以挽救自己这一点上争论不休。威尔森声称阿姆斯特丹正是以这种方式将危机传到了伦敦；而卡特尔则坚持认为，她没有从往来账目中发现出售的证据。31

　　我们可以继续列举许多危机。1772年的危机从苏格兰和伦敦波及阿姆斯特丹，然后影响到斯德哥尔摩和圣彼得堡。而大量硬币从巴黎流向伦敦也引起了1792年大恐怖时期的运河和乡村银行热，后者于1793年1月路易十四时期达到了顶峰；贵金属的流动于1797年自动逆转，当时，在执政政府统治下，货币秩序多多少少得到了恢复。1799年，汉堡—利物浦危机爆发，这多少与欧洲大陆的封锁有关。再往下就是可能被人们认为是高度集中于英国的1810年危机，当时，英国的出口商先是向巴西的出口过度，然后又由于封锁减少了向波罗的海的出口。但这次危机也波及汉堡和纽约。

　　1816年和1819年危机所具有的国际性也可以用几个字来总结。1814年，战争即将结束的前景使得英国厂商向欧洲大陆大量出口。一些敏锐的观察家将之称做一次出口狂潮，但它很快就像南海和密西西比泡沫一样破灭了。当价格崩溃时，商品被运往北美洲，结果导致1816年美国实行新的关税政策。这是一次没有经济恐慌，甚至没有危机的极度经济衰退。32而1818年和1819年的危机都在大西洋两岸引起了经济恐慌；这些恐慌无疑是相互关联的，但它们关系的确切性质尚不明显。1819年的危机是继1818年商品投机崩溃、信贷中止和“明显地由前一阶段的过度贸易导致的”金融困境后发生的。331819年英国发生的主要事件是恢复硬币支付和彼特鲁的大屠杀，当时，进行抗议的曼彻斯特工人及其家庭遭到了骑兵的镇压，至少有八位抗议者死亡；斯马特将这一年称做是“灾难降临的一年”。34在美洲，美国第二银行的分行纷纷要求州银行赎回由第二银行持有的大量余额和钞票，从而引发了经济恐慌。该行动的目的是，集中400万美元的硬币偿付在1803年为了应付路易斯安那的购买狂潮而借入的欧洲借款。35但第二银行本身就是一个泡沫，在1811年解散后又于1817年再次建立。它由贪婪而腐败的董事们经营，收受本票并以此支付股票款额，他们以不同的名字登记认购股票，规避限制所有权集中度的法律规定，批准发放以银行股票作为抵押的贷款，还发放其他没有抵押物的贷款，并允许账户透支。哈蒙德(Hammond)认为18世纪，有节制的商业发展步伐让位于迅速致富的民主感情，怀有这种情绪和冒险精神的?控制了第二银行。36也许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此

　　次危机是国际性的。

　　1825～1896年

　　1825年的危机涉及英国和南美洲，但也明显地波及巴黎，不过是在经济恐慌于1828年冲击巴黎时才产生的。随着1825年12月伦敦爆发了经济恐慌，欧洲大陆的销售停顿了。这对巴黎、里昂、雷普兹格和维也纳都产生了影响，并迫使意大利和其他依赖这些经济中心的市场减少了购买。在阿尔萨斯等纺织品制造地区，普遍感受到了由库存负担所引起的困难；企业现金水平很低，但通过900万法郎至1，000万法郎本票或最多1，500万法郎到1，600万法郎本票的周转，企业仍保持运行。1827年12月，巴黎西亚银行拒绝更新阿尔萨蒂亚票据，困难达到了顶峰，此时，由于过度交易南美股票，伦敦危机终于抵达欧洲大陆了。37

　　阿克尔曼认为1825年和1836年的盎格鲁—美洲危机与1847年危机正好相反，后者是盎格鲁—法兰西危机。38但1825年的危机也并不是非法兰西危机，这一点我们刚刚进行了说明，前两者是不同方式的盎格鲁—美洲危机：1825年危机是盎格鲁和南美洲危机，而1836年危机则是盎格鲁—美国危机。此外，1836年的情况也比1825年更为复杂。

　　如前所述，杰克逊总统认为引发1836～1839年危机的责任应在英国和美国之间进行平等的划分，马休斯也认为确定此次危机因果关系的主要一方是无用的。两国的货币扩张极为不同。当时，美国疯狂扩张的银行业得到了白银进口的有力支持，而英国自1826年和1833年新的立法通过以来建立了大量新的股份合作制银行。英国的投机主要集中于棉花、棉纺织品和铁路；美国则投机于棉花和土地，尤其是可以生产棉花的土地。此外，在英格兰的盎格鲁—美洲银行为英国向美国的出口融资。出于这一原因以及在棉花方面的联系，可以认为这两个市场是连为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