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俄罗斯和巴西

　　席卷半个世界的亚洲金融危机始于1997年7月2日，当时泰国宣布无力支付外债。关于随后引致的困难，很多文献都有描述。尤其是《亚洲经济简报》1998年12月期刊的“特别关注”，74以及学术色彩淡一些的《纽约时报》，1999年2月连续几天刊登了4篇长文。75对于此次席卷而来的危机应归咎于何方，受到危机冲击的国家——尤其是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韩国等国家的观察家观点不一，是那些政府和私人机构的专家们，是他们推动这些国家放松管制，还是借款人与贷款人本身，尤其是那些银行家与投资商，是他们抢着将外币贷出，然后又突然停止放贷。

　　亚洲危机的发生尤其令人吃惊，因为“东亚虎”们在80年代与90年代一直增长得非常强劲。推动更开放的市场理论上可以追溯到1973年，当时斯坦福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与爱德华•肖严厉批评政府对市场的干预。76“东亚虎”们的从众行为表现为大量借入外币、投机性建设、将货币钉住美元。这种紧钉政策导致了国内物价上升时，对本币的高估。中国香港当局通过降低对基建贷款的限额，从90年代初的90%降到90年代末的60%，来控制利率，这样利率上升时不会给银行的按揭造成巨大的损失。尽管从众行为明显，但各国的情况仍有不同。例如，泰国政府是诚实、弱势和优柔寡断的。印度尼西亚则是腐败、强势和决断的。77政策也有不同。泰国为捍卫泰铢与短期投机商交战损失了239亿美元的国际储备，最后不得不贬值。而印度尼西亚则早期就采用了浮动汇率。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博士将危机归咎于外国投机商，包括量子对冲基金的乔治•索罗斯，因此对外债实施有限期的暂缓偿还。但索罗斯则否认卖空卢比。

　　危机扩散到俄罗斯与巴西最初基本上是由于心理上的原因，因为金融市场意识到这些国家也有通货膨胀，外债负担沉重，币值高估，并且俄罗斯还有严重的腐败问题。放弃共产主义与全面的私有化带来俄罗斯90年代初期的繁荣。但随后，繁荣引起了过度的交易与过度的资本投资，加上腐败导致了大量可疑资金的外流。1998年8月11日股票市场崩盘，六天后卢布浮动。78

　　巴西的问题是由于放松管制，严重的预算赤字，资本内流突然停止及亚洲出口市场的损失，特别是纸浆市场的损失造成的。1999年初雷亚尔的第二次贬值与浮动，触发股票市场的下跌及货币的新一轮贬值。79

　　1998年8月俄罗斯市场的崩溃使得债券的风险溢价扩大，这与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预期相反，该基金豪赌利差会缩小。该基金只有资本50亿美元，但却按25∶1借贷，使整个投机资金金额达到1，250亿美元，严重的危机使美国当局意识到必须出手援救以免危机扩散到债券市场与银行。80基金的合伙人丧失了所有资本，许多贷款人也被迫冲销损失，其中有瑞士联合银行、德累斯顿银行、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瑞士联合银行的冲销额就达7亿美元。就像1987年10月9日的黑色星期一一样，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行动阻止了恐慌与危机的扩散，第十章会进一步讨论。1998年11月，美国经济与资产市场已经恢复。

　　注释：

　　1.赫伯特•胡佛，The Memoirs of Herbert Hoover（New York：Macmillan，1952），Vol.3，pp.61-62。

　　2.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兹，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1960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pp.359-360。

　　3.引自列昂•列维，History of British Commerce（London：John Murray，1872）p.234。

　　4.S.桑德斯，引自D.莫利•伊万斯The History of the Commercial Crisis，1857-1858，and the Stock Exchange Panic of 1859(1859，reprinted，New York：Augustus M.Kelley，1969)，p.13。

　　5.R.C.O.马休斯，A Study in Trade-Cycle History：Economic Fluctuations in Great Britain，1832-184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4)，p.69。

　　6.弗里德曼和施瓦兹，Monetary History，p.360。

　　7.尤根•彼特森，“Some Notes on the Economic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Period 1919-1932，”in Hugo Hegelund，ed.，Money，Growth and Methodology：Papers in Honor of Johan Akerman(Lund：Lund Social Science Studies，1961)，reprinted in J.Pedersen，Essays in Monetary Theory and Related Subjects(Copenhagen：Samfundsvienskabeligt Forlag，1975)，p.189。

　　8.R.T.雷勒，The History of Canadian Business，1867-1914，vol.1，The Banks and Finance Capital ( Toronto：James Lorimer & Co.，1975)，p.130。

　　9.克莱门特•尤格拉，Des crises commerciales et leur retour périodique en France，en Angleterre et aux Etats-Unis，2nd ed.(1889； reprinted.，New York：Augustus M.Kelley，1967)，pp.xiv，17，47，149，and passim。

　　10.威斯利•米特切尔，威廉姆•托普，introduction to Willard L.Thorp，Business Annals(New York：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26)，pp.88-97。

　　11.奥斯卡•摩根斯坦，International Financial Transactions and Business Cycl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9)，chap.1，esp.sec.6：on international stock exchange panics from 1893 to 1931，see table 139，pp.546-547.and chart 72，p.548。

　　12.参见金德尔伯格“金融危机的国际因素”一文，马丁•费尔德斯坦编辑《经济危机的风险》（芝加哥和伦敦：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28～132页。

　　13.弗里德曼和施瓦兹，《货币史》，第360页。

　　14.前引文献，第308页。

　　15.C.E.V.包里欧、N.肯尼迪和S.D.普赖斯，“各国总资产价格波动研究：计量、决定因素及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国际清算银行经济报告第40期（1994年4月），图A.1，第74页。

　　16.参见C.P.金德尔伯格，“1619～1623年的经济危机”，《经济史杂志》，第51卷，第1期（1991年3月），第159～161页。

　　17.约翰•阿克尔曼，《经济周期的结构》（巴黎：法兰西大学出版社，1957年（第2卷，第247页、第255页）。

　　18.约翰•卡斯维尔，《南海泡沫》（伦敦：克莱塞特出版社，1960年），第84页、第94页、第100页、第101页。

　　19.前引文献，第151页、第160～161页、第166页。也许人们对此有疑问。P.G.M.狄克逊坚持认为伯尔尼省在1750年仍然持有287，000英镑的南海股票（英格兰金融重组“公共信贷发展研究”，1688～1756年，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67年），第90页。

　　20.查理斯•威尔逊，《18世纪的英国和荷兰的商业与金融》（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41年），第103页、第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