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哈茨在他的《美国自由主义传统：诠释美国革命后的政治思想》（1955）一书中，称自由主义为美国历史上唯一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想传统，他对美国这一独特性的认识是与欧洲历史政治相比较后的结论。

　　与欧洲相比，美国从未存在过普遍的封建和教会的迫害，故而既缺少真正的反动传统，也缺少真正的革命传统，欧式的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与美国无缘。托克维尔曾说美国人是“天生自由”，桑塔亚纳说美国民主是“天然”现象，哈茨借用他们的说法，认为自由主义在美国也属“天然”现象。这样的说法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美国的自由主义并非像欧洲人那样经过浴血奋战争来，真可谓得来全不费工夫。二是正因为“天然”，美国人对自己的自由主义缺乏自觉意识，就像一个生来自由又从未见过不自由的人，是不会意识到自己的自由的。由于美国社会的自由主义达到了如此“非理性”的程度，所以在这个自由主义实施最充分的国家，“自由主义”这个词反倒显得陌生起来，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所谓的“自由主义运动”，也没出现过以自由主义命名的政党，有的只是“美国化”或“美国生活方式”。正因为无人反对，也就无须为之辩护，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在美国被自由主义的法律所替代。而这种没有敌人的美国自由主义显得如此与众不同，乃至有时被称为“保守主义”。

　　哈茨特别明确指出，他说的自由主义是古典的、洛克式的，指的是宪政主义、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人民主权等。哈茨高度评价洛克对美国的深远影响，认为美国的政治传统始于洛克，是洛克的理论与新大陆环境的完美结合。美国人的基本价值是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他们从未认真考虑过任何别的主义，这表现在美国工人农民身上那种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美国的阶级不是终身制，如林肯所言，他们开始给人打工，勤奋节俭，等到条件改善便自己当创业者，雇佣别人。欧洲式的阶级对抗在美国这个社会升迁很普遍的国家里缺乏号召力，美国的小资产阶级涵盖了自耕农和无产阶级，他们的阶级意识差，信奉私产，以个人奋斗代替欧式阶级奋斗。

　　其实，在哈茨之前，霍夫施塔特也已经在他的《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1948）中表达了这一观点，只是不那么明确。他在书中考察了从建国到罗斯福新政各历史时期的主要政治状态及其代表人物。引人注目的是这些人物大多有一个似乎自相矛盾的头衔：杰斐逊——“出身高贵的民主派”，卡尔洪——“主子阶级的马克思”，西奥多•罗斯福——“充当进步派的保守派”，威尔逊——“作为自由主义者的保守派”，而富兰克林•罗斯福则是“有教养的机会主义者”。好像他笔下的这些人无论是左是右，都被某种向心力牵制着，不至于走得太极端，而这一向心力正是美国的主流思想——自由主义。

　　霍夫施塔特和哈茨的理论都是对某些进步主义史学家的回应。在美国，20世纪初称为“进步时代”，出现了以“进步主义”为名的社会改良运动，试图全面纠正由于内战后资本主义急剧发展所产生的各类弊端，阻止垄断经济对美国民主和社会公正继续造成侵害。一些州和联邦动用立法来规范企业，打击腐败和垄断，但被法院判为违宪。这促使进步主义史学家将矛头指向合众国宪法，重新审视美国史。他们的特点是从经济的角度、以阶级冲突为基础重写历史，突出美国社会的冲突，将美国史视为对抗力量的冲突史。最典型的是查尔斯•比尔德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他逐个分析了制宪者们的个人经济状况，认为他们制定宪法完全是为了维护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有产者的利益。由此，一向受到美国人尊崇的宪法变成了美国革命的倒退和反动，是对广大美国人民权利的排斥。当然，进步主义史学家帕林顿也肯定自由主义是美国的真正传统，但他认为美国一直存在着强大的保守主义与之对抗，具体地说，就是杰斐逊自由主义和汉密尔顿保守主义这两条路线的斗争。

　　二次大战后，美国全面介入国际事务，在与世界各国的更多接触中，美国对自身也有了新的看法。虽然占据美国史学主流的比尔德式的进步主义史学家直到1950年还在发表文章，但是反对的一派也开始崛起，霍夫施塔特和哈茨就代表了这一史学中的新趋向。哈茨认为，只从美国内部来认识美国，往往会忽略美国普遍存在的共识，而只注意冲突的一面。《美国政治传统》和《美国自由主义传统》这两本美国史学名著虽然也引起争议，尤其在提倡文化多元的今天，但是他们的基本论点还是令人信服的，是很难批驳的一家之说。

　　在对历史问题没有任何官方决议的美国，史学家们的争论在所难免。是强调共识和连续呢，还是强调冲突与变化？这一对峙形成了美国史学中贯穿始终的两派，双方通过各自强调的方面来表达对美国历史和现状的认识。例如，有人强调美国的移民史是同化和融合的历史，也有人强?是歧视和斗争的历史。哈茨认为，将美国史视为共识或冲突的二元选择本身就是一种误导，强调共识并不否定冲突的存在，强调冲突也不应否定普遍的共识。从来不可能有一个没有冲突的国家，而缺乏共识也不可能产生任何稳定的社会，美国稳定的原因正在于它是一个有着广泛共识的自由主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