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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作者：钱满素 2007-06-26 09:57
2放任自由主义的内在缺陷
法国革命前不久，法王路易十六问一个自然法则决定论者：“我该做些什么能够使我的国家繁荣起来呢？”答曰：“Laissez faire，laissez passer”Laissez faire（被译为“自由放任”）从此成为旧式自由主义的代号。自由主义确实是消极看待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但也并不是完全放手，很奇怪当初为什么不将它译为更加中性的“无为而治”？
自由放任既解放了生产力，也释放了贪婪和不平等的能量。生产一旦获得突破和重组，财富来得太多太快，美国人的心理难以跟上。同时，农业经济时代的制度也尚未准备充分来解决一个工业社会的财富分配问题。面对一个似乎已经变得无法控制的世界，整个社会的思想都陷于困惑迷茫，人们对“自由放任”的经济传统是否合理明智提出了质疑。
其实，经济上绝对的自由放任到了一定程度必然会引起贫富悬殊，这不能不说是旧式自由主义的内在缺陷，否则它也就不会、也不必演化到现代自由主义了。这一缺陷源于自由主义两大理想——自由与平等——的内在矛盾，所以仅仅攻击为富不仁解决不了问题。假设所有的富人都遵纪守法，取财有方，只要听之由之，过不了多久，也必然形成贫富分化，而且越演越烈，就像霍布斯描绘的政治上的无政府必然导致绝对主权一样。个中理由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已经讲得很清楚，因为人的能力存在着类别和大小的不同，其自由发挥的结果势必体现在各个方面，包括财富的获得。除非人的才能完全一样，或者被限制得完全一样，才有可能达到结果的一样。但限制个人才能的发挥对个人来说是否公平还是小事，可以想象，一个有才不用、甚至压制人才的社会将蒙受何种损失。麦迪逊认为，结果的一样是不足取的，政府的首要责任就是要保护个人发挥其才能的自由，而这也正是自由主义最本质的含义。任何社会都会有利益和阶级的不同，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在任何竞争中，有人胜出就必然有人落第，有人富也必然有人穷，再加上资本自身所具有的再生能力，富者与穷者的距离拉大也就在所难免。有正常推理的人都不难看出，由于人在能力上生而不平等，后天也不可能使之完全平等，所以只要有发挥各自才能的自由，就必然产生不平等的结果。
这听来很是无情，然而承认这种自由与平等的矛盾及其后果，并不等于接受这一物理中所包含的不合人的情理之处，人类社会不同于原始丛林也正在于此。人类产生平等的愿望，这是现代社会的进步，而且人们也认识到，只有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才是公平合理，长治久安的，所以如何缓解贫富悬殊、纠正经济不公、维持社会和谐、保护自由民主，便成了美国当时刻不容缓的任务。
3左中右的社会反应
19世纪末是美国历史上资本进入垄断的时代，人称“镀金时代”。在这个“强盗男爵”主宰的时代里，整个社会弥漫着庸俗的拜金主义气息，物质利益至上，精神空虚，政治腐败。到1890年代，农民反抗运动已经延续了相当时间，1893年的经济萧条使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罢工浪潮迭起，劳资争端常常以暴力镇压结束，社会动荡不安。美国人一向没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意识，如此史无前例的经济极权对他们是太大的冲击，反应和态度也就大相径庭，大致可以分为保守、激进和中间三类。
自称“老卫士”的保守立场是固守美国体制，坚持自由放任，欢迎新的经济形势，为财富的现状辩护，其理论基础是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著书立说之时，在英国的自由主义内部，“有原则的干预论”似乎已经占上风，这使他觉得有必要重新强调个人主义式的自由主义。其实就自由主义理论而言，其宗旨是最大限度地解放个人潜力，本身并不排斥国家干预。亚当•斯密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执政的贵族不懂经济，只会把经济引入歧途。斯宾塞反对国家干预是立论于对国家与社会的区分，他将包括经济和各阶层在内的社会视为一个具有天然分工、有机发展的整体，而国家则是个外在的强制机构，国家的发展永远赶不上社会的发展，所以国家的干预通常是对社会自然发展的粗暴干预，结果是破坏性的。
斯宾塞主义在美国的代表人物是耶鲁大学的威廉•格•萨姆纳，从他的两篇代表作的标题就可以大致看出他的观点：《社会各阶级之相互依存》（1883）和《重造世界之荒谬企图》（1894）。萨姆纳确信进化理论完全适用于社会科学，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自然法则，最有能力者获得最大回报是天经地义。人类根本不可能违背这可以称作上帝法则的自然法则，更不可能改变这种法则。萨姆纳将新教伦理、古典经济学和进化论三相结合，形成具有美国特色的自然主义式的加尔文主义。这种思想和加尔文主义一样具有宿命论倾向，认为人生本是一场奋斗，这世界不欠任何人的。一个人只有努力培养新教提倡的那种伦理和品质，才有望在社会竞争中获胜。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核心是进化论，进化是竞争的产物，而在生存竞争中是没有什么人权可言的，所以它在许多方面与美国传统价值相违背，萨姆纳说过，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自由、不平等、适者生存；要么不自由、平等、不适者生存。前者促使社会向前，并有利于其最优秀的成员；后者使社会倒退，有利于最次的成员。他反对使用国家权力来改变这一自然法则，坚决维护自由放任。
出于同一原理，他极力批评福利政策，理由主要有二：1）福利政策的本质是国家通过税收将一部分公民的财产拿来送给另一部分人，由于最富的人永远有办法不纳税，所以纳税的主要是中产阶级。萨姆纳称他们为“被遗忘的人”，认为他们是最典型的辛苦劳动省吃俭用者。政府把他们稍微多余的资金用来分给最底层的贫民，等于判定生存竞争中的努力有成者欠了一事无成者，这就将自然形成的债权人和债务人关系颠倒过来，完全颠覆了正常的自然法则，是不可能起好作用的。2）政府重新分配只会将更多处于中下层的中产阶级陷于贫困，成为潜在的福利救济户。福利国家一经启动就没有尽头，当中产阶级的剩余财富耗尽后，社会分化成两极，结果只会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萨姆纳反对一切强调国家中央权威的欧洲保守主义，反对国家大包大揽，败事有余。
在此时的美国，反对国家权威的被称为保守主义者。但在对民众的看法上，他们和传统的保守主义很一致。他们大多持性恶论，畏惧民众，轻视民众，认为民众是天生的狂热、偏执、愚蠢和平庸。在某些顽固者眼里，连教育也无法保证一个人的明智，只有经验才是可靠的。马萨诸塞参议员亨•卡•洛奇举例说，一个印度人是经过六千年造成的，就算去牛津读书，也不能使他就此变成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许多经济学家也支持这种看法，他们认为民主已经过头，经济精英不是民选的，所以最符合自然法则。他们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因为这会破坏经济运作的自然机制。他们认为即使真要有什么改变，也不可能通过一揽子的政治方案来实现。
激进立场提倡社会主义，主张社会对经济实行全面控制。他们强调物质环境和生产形式的决定性意义，将社会矛盾归结为穷人与富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阶级矛盾，主张为弱者伸张正义。他们一般持性善论，认为一个人主要是由他的经济状况即阶级地位所决定，只有彻底改变剥削制度，人类才有望得救。他们的言行具有抗议性和革命性，目标是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他们深信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人类共同的命运。在1890年代，社会主义思想随着移民的大批涌入在美国迅速传播，工人运动此起彼伏，还成立了社会主义政党，好几个社会主义者当选为市长，在波士顿和旧金山等地颇有政治影响。
民众的大部分处于中间状态，他们并不想一举推翻美国体制，实行社会主义，但急盼改变现状。事实上，美国中产阶级普遍感到自己处于垄断资本和劳工运动的压挤之中，缺乏安全，情绪怨愤。他们极不信任工业兼并和金融寡头这些“大的诅咒”（the curse of bigness），但也十分畏惧贫民的暴力倾向，他们想回到内战前美国相对平等的社会，重新享受那种熟悉的经济自由和个人自由，因而在大部分问题上，他们都采取居中的立场。他们想阻止工业集中，但又不想政府因此而集权。他们的人性论比保守派要乐观些，但也不赞同环境决定论，认为个人还是要对自己负一部分责任的，因为人和动物不同，具有改变环境使之适应自己的能力。他们既想修补这个制度，也要求个人的自律。他们的核心观念是“进步”，但不是进化论者的进步，而是相信人的主观要求和能力可以改善社会，推动进步。这条美国中产阶级所持的中间路线最后获得“进步主义”的名称，而在美国，只有得到中产阶级的呼应，任何改革才可能见效。
法国革命前不久，法王路易十六问一个自然法则决定论者：“我该做些什么能够使我的国家繁荣起来呢？”答曰：“Laissez faire，laissez passer”Laissez faire（被译为“自由放任”）从此成为旧式自由主义的代号。自由主义确实是消极看待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但也并不是完全放手，很奇怪当初为什么不将它译为更加中性的“无为而治”？
自由放任既解放了生产力，也释放了贪婪和不平等的能量。生产一旦获得突破和重组，财富来得太多太快，美国人的心理难以跟上。同时，农业经济时代的制度也尚未准备充分来解决一个工业社会的财富分配问题。面对一个似乎已经变得无法控制的世界，整个社会的思想都陷于困惑迷茫，人们对“自由放任”的经济传统是否合理明智提出了质疑。
其实，经济上绝对的自由放任到了一定程度必然会引起贫富悬殊，这不能不说是旧式自由主义的内在缺陷，否则它也就不会、也不必演化到现代自由主义了。这一缺陷源于自由主义两大理想——自由与平等——的内在矛盾，所以仅仅攻击为富不仁解决不了问题。假设所有的富人都遵纪守法，取财有方，只要听之由之，过不了多久，也必然形成贫富分化，而且越演越烈，就像霍布斯描绘的政治上的无政府必然导致绝对主权一样。个中理由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已经讲得很清楚，因为人的能力存在着类别和大小的不同，其自由发挥的结果势必体现在各个方面，包括财富的获得。除非人的才能完全一样，或者被限制得完全一样，才有可能达到结果的一样。但限制个人才能的发挥对个人来说是否公平还是小事，可以想象，一个有才不用、甚至压制人才的社会将蒙受何种损失。麦迪逊认为，结果的一样是不足取的，政府的首要责任就是要保护个人发挥其才能的自由，而这也正是自由主义最本质的含义。任何社会都会有利益和阶级的不同，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在任何竞争中，有人胜出就必然有人落第，有人富也必然有人穷，再加上资本自身所具有的再生能力，富者与穷者的距离拉大也就在所难免。有正常推理的人都不难看出，由于人在能力上生而不平等，后天也不可能使之完全平等，所以只要有发挥各自才能的自由，就必然产生不平等的结果。
这听来很是无情，然而承认这种自由与平等的矛盾及其后果，并不等于接受这一物理中所包含的不合人的情理之处，人类社会不同于原始丛林也正在于此。人类产生平等的愿望，这是现代社会的进步，而且人们也认识到，只有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才是公平合理，长治久安的，所以如何缓解贫富悬殊、纠正经济不公、维持社会和谐、保护自由民主，便成了美国当时刻不容缓的任务。
3左中右的社会反应
19世纪末是美国历史上资本进入垄断的时代，人称“镀金时代”。在这个“强盗男爵”主宰的时代里，整个社会弥漫着庸俗的拜金主义气息，物质利益至上，精神空虚，政治腐败。到1890年代，农民反抗运动已经延续了相当时间，1893年的经济萧条使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罢工浪潮迭起，劳资争端常常以暴力镇压结束，社会动荡不安。美国人一向没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意识，如此史无前例的经济极权对他们是太大的冲击，反应和态度也就大相径庭，大致可以分为保守、激进和中间三类。
自称“老卫士”的保守立场是固守美国体制，坚持自由放任，欢迎新的经济形势，为财富的现状辩护，其理论基础是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著书立说之时，在英国的自由主义内部，“有原则的干预论”似乎已经占上风，这使他觉得有必要重新强调个人主义式的自由主义。其实就自由主义理论而言，其宗旨是最大限度地解放个人潜力，本身并不排斥国家干预。亚当•斯密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执政的贵族不懂经济，只会把经济引入歧途。斯宾塞反对国家干预是立论于对国家与社会的区分，他将包括经济和各阶层在内的社会视为一个具有天然分工、有机发展的整体，而国家则是个外在的强制机构，国家的发展永远赶不上社会的发展，所以国家的干预通常是对社会自然发展的粗暴干预，结果是破坏性的。
斯宾塞主义在美国的代表人物是耶鲁大学的威廉•格•萨姆纳，从他的两篇代表作的标题就可以大致看出他的观点：《社会各阶级之相互依存》（1883）和《重造世界之荒谬企图》（1894）。萨姆纳确信进化理论完全适用于社会科学，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自然法则，最有能力者获得最大回报是天经地义。人类根本不可能违背这可以称作上帝法则的自然法则，更不可能改变这种法则。萨姆纳将新教伦理、古典经济学和进化论三相结合，形成具有美国特色的自然主义式的加尔文主义。这种思想和加尔文主义一样具有宿命论倾向，认为人生本是一场奋斗，这世界不欠任何人的。一个人只有努力培养新教提倡的那种伦理和品质，才有望在社会竞争中获胜。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核心是进化论，进化是竞争的产物，而在生存竞争中是没有什么人权可言的，所以它在许多方面与美国传统价值相违背，萨姆纳说过，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自由、不平等、适者生存；要么不自由、平等、不适者生存。前者促使社会向前，并有利于其最优秀的成员；后者使社会倒退，有利于最次的成员。他反对使用国家权力来改变这一自然法则，坚决维护自由放任。
出于同一原理，他极力批评福利政策，理由主要有二：1）福利政策的本质是国家通过税收将一部分公民的财产拿来送给另一部分人，由于最富的人永远有办法不纳税，所以纳税的主要是中产阶级。萨姆纳称他们为“被遗忘的人”，认为他们是最典型的辛苦劳动省吃俭用者。政府把他们稍微多余的资金用来分给最底层的贫民，等于判定生存竞争中的努力有成者欠了一事无成者，这就将自然形成的债权人和债务人关系颠倒过来，完全颠覆了正常的自然法则，是不可能起好作用的。2）政府重新分配只会将更多处于中下层的中产阶级陷于贫困，成为潜在的福利救济户。福利国家一经启动就没有尽头，当中产阶级的剩余财富耗尽后，社会分化成两极，结果只会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萨姆纳反对一切强调国家中央权威的欧洲保守主义，反对国家大包大揽，败事有余。
在此时的美国，反对国家权威的被称为保守主义者。但在对民众的看法上，他们和传统的保守主义很一致。他们大多持性恶论，畏惧民众，轻视民众，认为民众是天生的狂热、偏执、愚蠢和平庸。在某些顽固者眼里，连教育也无法保证一个人的明智，只有经验才是可靠的。马萨诸塞参议员亨•卡•洛奇举例说，一个印度人是经过六千年造成的，就算去牛津读书，也不能使他就此变成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许多经济学家也支持这种看法，他们认为民主已经过头，经济精英不是民选的，所以最符合自然法则。他们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因为这会破坏经济运作的自然机制。他们认为即使真要有什么改变，也不可能通过一揽子的政治方案来实现。
激进立场提倡社会主义，主张社会对经济实行全面控制。他们强调物质环境和生产形式的决定性意义，将社会矛盾归结为穷人与富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阶级矛盾，主张为弱者伸张正义。他们一般持性善论，认为一个人主要是由他的经济状况即阶级地位所决定，只有彻底改变剥削制度，人类才有望得救。他们的言行具有抗议性和革命性，目标是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他们深信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人类共同的命运。在1890年代，社会主义思想随着移民的大批涌入在美国迅速传播，工人运动此起彼伏，还成立了社会主义政党，好几个社会主义者当选为市长，在波士顿和旧金山等地颇有政治影响。
民众的大部分处于中间状态，他们并不想一举推翻美国体制，实行社会主义，但急盼改变现状。事实上，美国中产阶级普遍感到自己处于垄断资本和劳工运动的压挤之中，缺乏安全，情绪怨愤。他们极不信任工业兼并和金融寡头这些“大的诅咒”（the curse of bigness），但也十分畏惧贫民的暴力倾向，他们想回到内战前美国相对平等的社会，重新享受那种熟悉的经济自由和个人自由，因而在大部分问题上，他们都采取居中的立场。他们想阻止工业集中，但又不想政府因此而集权。他们的人性论比保守派要乐观些，但也不赞同环境决定论，认为个人还是要对自己负一部分责任的，因为人和动物不同，具有改变环境使之适应自己的能力。他们既想修补这个制度，也要求个人的自律。他们的核心观念是“进步”，但不是进化论者的进步，而是相信人的主观要求和能力可以改善社会，推动进步。这条美国中产阶级所持的中间路线最后获得“进步主义”的名称，而在美国，只有得到中产阶级的呼应，任何改革才可能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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