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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作者：钱满素 2007-06-26 09:59
5罗斯福和新政还是自由主义的吗？
新政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试验性，罗斯福的名言是：“一个失败了再试一个，关键是要去试试!”但罗斯福说的试验并不是遵照一个先验的纲领和蓝图去实践，而是通过试验的效果来决定下一步，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意思，所以他的言行很可能前后矛盾。他的目的是解决当前迫切的民生问题，至于意识形态之争，那是吃饱穿暖后才有可能享用的。应急的另一面就是，罗斯福和新政都没有想彻底改变美国体制，罗斯福一再说，“你要维护传统吗？那就必须对它加以改革。”所以他的改革目的不是将现行体制推倒重来，而是让它运转起来，还要运转通畅。
罗斯福对自由主义有自己的定义，他明确提出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由五个部分组成：
一、深信人的尊严；二、信仰人类理性的力量和自由求知的力量；三、高度意识到个人对自己及其邻居的责任；四、坚信一个最好的社会就是能使其最大多数成员最充分地发挥其潜力；五、愿意，并感到有义务通过公共机构为公共利益而行动。
如果说自由主义从根子上说是解放每个人的潜在能力，那么罗斯福的定义虽然不太具体，并有鲜明的侧重群体的色彩，但还是符合自由主义本质的。
相比之下，胡佛对自由主义的定义要具体得多。他在《美国个人主义》的演讲中多次反对假自由主义，捍卫真自由主义，在他心目中，“自由主义的根子就是政治平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和机会均等。”他接着说，
自由主义是一种真正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一种深刻的认识——若要维护政治自由，是决不能牺牲经济自由的。即便政府掌握经济能带来更高的而不是更低的效率，对它的反对也不能有丝毫更改。它将摧毁政治平等，它只会增加而不是减低滥用权力和腐败，它将窒息主动精神和创造性。……
可以看出，胡佛的自由主义是建筑在经济自由基础上的，因而从理论上说只能和资本主义相结合，而罗斯福的自由主义却不提经济制度，在肯定个人发展的前提下比较强调公共福祉。在胡佛眼里，这就是表面上的自由主义，骨子里的社会主义。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新政还在发展之中，也许胡佛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但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今天再对照自由主义的基本条款，看看新政做了什么，是否背离？尤其是看看罗斯福当时有可能做而没有做的事，那么罗斯福和新政是否还在自由主义传统之中就比较清楚了。事实证明，罗斯福与胡佛在坚持美国传统上并无本质区别，胡佛显然有点多虑了。
自由主义的要义是自由，特别是个人自由，那么罗斯福和新政有没有从任何方面危及自由呢？罗斯福在执政期间虽然手握大权，但从未成为独裁者，自始至终任何人都可以合法地反对他。最高法院反对他，媒体反对他，共和党反对他，民主党内部也有人反对他。1934年8月，美国自由联盟成立，这是保守的反对派专门成立来反对他的新组织，宣称要“教育人们认识尊重人权和财产权的必要性”，成员包括了杜邦这样的工业家和艾尔•史密斯这样著名的民主党人。所以应该说，罗斯福没有侵犯公民的宪法权利，自由主义的这一基本条款得到了维护，罗斯福也从未试图去改变它。
经济上，新政的动作比较大，政府全面介入了工业、农业、商业、金融业等各行各业，但政府并不直接去接管经济，而是协调经济。罗斯福刚上任时，银行濒临崩溃，主张将银行和铁路国有化的呼声很高。但罗斯福从未考虑这么做过，他对前来游说的人说：还没这个必要，银行家已经答应配合。他始终没有计划将任何私人企业收归国有，更从未有过消灭私有制、取消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之类的念头，所以也不能说他违背了自由主义的经济原则。一般认为，新政通过的最激进的立法要数瓦格纳法，“因为它通过赋予组织起来的劳工以经济和政治力量，因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全国的政局”，但它至多使劳工阶级在各阶级中上升到相对平等的地位，而不是改变整个生产关系。
从政治上说，罗斯福确实是大权独揽，他在第一次就职演说中就要求赋予他一个战时总统的特权，获得民众热烈响应，这连罗斯福夫人埃莉诺都感到有点恐惧，她就这次演说写道，“感到有点盲目，因为我们在巨大的激流之中，我们谁也不知道在哪儿上岸。”被大萧条吓坏了的美国民众简直将罗斯福视为上帝，国会也是极力配合，但罗斯福并没有利用这种非常效应去搞个人独裁。1936年他第二次竞选时，所到之处，受惠于新政的民众常常是绵延几英里排队欢迎，其狂热程度连罗斯福也觉得过分了，但他依然没有利用这种民意来搞独裁。在二战中他真的成了一个战时总统，不过他既不想改变美国的政治制度，也不想改变美国人的政治思想。可以这样说，美国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如此有利于搞个人独裁的时机，但罗斯福没有乘国之危，利用它来达到个?卑鄙的目的。
当然，德国出了个希特勒，美国出了个罗斯福，这也不完全是偶然。因为即使罗斯福想搞独裁，想改变美国体制，恐怕他也做不到。在这点上，胡佛的见解也许有道理，他说过，“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自由主义是在美国体制中找到其真正的精神，而不是欧洲体制中。”罗斯福做过两件比较出格的事，一是当最高法院宣布新政法律违宪时，他试图改变最高法院构成，给每位七十岁以上的法官配备一名助手。二是连选连任四届总统，违背了从华盛顿开始的两届。看看美国人的反应就知道他能不能搞独裁了，先是国会拒绝他充实法院的企图，为此他遭到猛烈抨击。二是国会在他逝世后很快通过修宪，规定总统只能当两届，将约定俗成的规矩以宪法形式固定下来，预防出现第二个罗斯福。可见在美国的政体下，要搞个人独裁是很困难的，美国人始终对权力保持着高度警惕。这正说明了民主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体制，如果民主制度不是建立在全民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方式上，它就算形式上建成了，也难以实现其真髓。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既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
总之，罗斯福的新政是非常时期所采取的非常手段，没有大萧条就不大可能有新政，新政的目的是治病，是要使美国体制重新恢复活力，而不是将其置于死地。罗斯福采取的办法是一个个问题去解决，一个个阶级去安抚，一派派政治力量去平衡，新政的结果肯定是折中的，但没有偏离美国自由主义的大传统。当然，大萧条、新政、二战接踵而来，二战未完罗斯福便已去世，无人能知道他准备战后如何调整新政，是复位到从前呢，还是继续扩大？但一般来说，人们认为新政到1938年就基本结束了，战时经济繁荣，新政失去其紧迫性。但就算新政只有六年，罗斯福对自由主义的影响也是深远的，首先是，在自由主义深陷危机之时，罗斯福因为标榜它而延长了它，挽救了它。其次是，他也深刻地改变了自由主义的内涵，使自由主义从自由放任的古典时期过渡到国家有限干预的现代阶段。与此同时，他也使自由主义的概念变得更为复杂和含混，滋生出无数的争议和误解。
6自由主义从古典向现代演化的必然性
自由主义从古典向现代的演变是以自由放任的结束、国家开始整体干预经济为标志的，这不仅发生在美国，也发生在西方其他实行自由主义的国家里。实际上，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在19世纪中叶便首先在欧洲暴露其问题。美国由于其特殊的条件——主要是开放边疆和工业化较晚——才推延了这一变化的发生。既然这是发生在实施自由主义国家的一个普遍现象，那就必然有其普遍原因。
亚当•斯密在要求经济自由时，他所处的时代是君主贵族掌握着经济大权，所以他要强调对经济放任松绑。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否认国家对经济的作用。可是工业化以后，由于经济的发展超乎想象，产生了经济强人的霸权。自由主义有可能过分强调了自由放任的一面，极端者甚至完全排斥国家干预，这大概并不符合自由主义的原意。
在自由主义为唯一主要传统的美国，国家对经济也从未采取过完全放任的态度。汉密尔顿作为美国经济的奠基者，是极其强调国家对经济的扶植作用的，这自然也是一种干预。但由于美国的国情，从杰斐逊到杰克逊，一直到19世纪末，美国基本上是侧重经济自由的，放手让经济发展。国家的作用是尽量少干预，让企业自己去竞争，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去调节。这在当时的美国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工业化尚未全面展开，在这个主要是农业和农村的国家里，存在着大量未开发的土地，竞争的失败者总能向西部转移，去开拓新的地盘，所以经济上的两极分化来得较晚。但就在这个阶段，美国政府也不是全然不管，他们制定保护性关税，协调州际贸易，投入公共项目，出售西部领地，还实施了宅地法等土地分配制度，所以并非绝对放任的自由主义，绝对放任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新政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试验性，罗斯福的名言是：“一个失败了再试一个，关键是要去试试!”但罗斯福说的试验并不是遵照一个先验的纲领和蓝图去实践，而是通过试验的效果来决定下一步，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意思，所以他的言行很可能前后矛盾。他的目的是解决当前迫切的民生问题，至于意识形态之争，那是吃饱穿暖后才有可能享用的。应急的另一面就是，罗斯福和新政都没有想彻底改变美国体制，罗斯福一再说，“你要维护传统吗？那就必须对它加以改革。”所以他的改革目的不是将现行体制推倒重来，而是让它运转起来，还要运转通畅。
罗斯福对自由主义有自己的定义，他明确提出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由五个部分组成：
一、深信人的尊严；二、信仰人类理性的力量和自由求知的力量；三、高度意识到个人对自己及其邻居的责任；四、坚信一个最好的社会就是能使其最大多数成员最充分地发挥其潜力；五、愿意，并感到有义务通过公共机构为公共利益而行动。
如果说自由主义从根子上说是解放每个人的潜在能力，那么罗斯福的定义虽然不太具体，并有鲜明的侧重群体的色彩，但还是符合自由主义本质的。
相比之下，胡佛对自由主义的定义要具体得多。他在《美国个人主义》的演讲中多次反对假自由主义，捍卫真自由主义，在他心目中，“自由主义的根子就是政治平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和机会均等。”他接着说，
自由主义是一种真正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一种深刻的认识——若要维护政治自由，是决不能牺牲经济自由的。即便政府掌握经济能带来更高的而不是更低的效率，对它的反对也不能有丝毫更改。它将摧毁政治平等，它只会增加而不是减低滥用权力和腐败，它将窒息主动精神和创造性。……
可以看出，胡佛的自由主义是建筑在经济自由基础上的，因而从理论上说只能和资本主义相结合，而罗斯福的自由主义却不提经济制度，在肯定个人发展的前提下比较强调公共福祉。在胡佛眼里，这就是表面上的自由主义，骨子里的社会主义。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新政还在发展之中，也许胡佛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但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今天再对照自由主义的基本条款，看看新政做了什么，是否背离？尤其是看看罗斯福当时有可能做而没有做的事，那么罗斯福和新政是否还在自由主义传统之中就比较清楚了。事实证明，罗斯福与胡佛在坚持美国传统上并无本质区别，胡佛显然有点多虑了。
自由主义的要义是自由，特别是个人自由，那么罗斯福和新政有没有从任何方面危及自由呢？罗斯福在执政期间虽然手握大权，但从未成为独裁者，自始至终任何人都可以合法地反对他。最高法院反对他，媒体反对他，共和党反对他，民主党内部也有人反对他。1934年8月，美国自由联盟成立，这是保守的反对派专门成立来反对他的新组织，宣称要“教育人们认识尊重人权和财产权的必要性”，成员包括了杜邦这样的工业家和艾尔•史密斯这样著名的民主党人。所以应该说，罗斯福没有侵犯公民的宪法权利，自由主义的这一基本条款得到了维护，罗斯福也从未试图去改变它。
经济上，新政的动作比较大，政府全面介入了工业、农业、商业、金融业等各行各业，但政府并不直接去接管经济，而是协调经济。罗斯福刚上任时，银行濒临崩溃，主张将银行和铁路国有化的呼声很高。但罗斯福从未考虑这么做过，他对前来游说的人说：还没这个必要，银行家已经答应配合。他始终没有计划将任何私人企业收归国有，更从未有过消灭私有制、取消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之类的念头，所以也不能说他违背了自由主义的经济原则。一般认为，新政通过的最激进的立法要数瓦格纳法，“因为它通过赋予组织起来的劳工以经济和政治力量，因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全国的政局”，但它至多使劳工阶级在各阶级中上升到相对平等的地位，而不是改变整个生产关系。
从政治上说，罗斯福确实是大权独揽，他在第一次就职演说中就要求赋予他一个战时总统的特权，获得民众热烈响应，这连罗斯福夫人埃莉诺都感到有点恐惧，她就这次演说写道，“感到有点盲目，因为我们在巨大的激流之中，我们谁也不知道在哪儿上岸。”被大萧条吓坏了的美国民众简直将罗斯福视为上帝，国会也是极力配合，但罗斯福并没有利用这种非常效应去搞个人独裁。1936年他第二次竞选时，所到之处，受惠于新政的民众常常是绵延几英里排队欢迎，其狂热程度连罗斯福也觉得过分了，但他依然没有利用这种民意来搞独裁。在二战中他真的成了一个战时总统，不过他既不想改变美国的政治制度，也不想改变美国人的政治思想。可以这样说，美国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如此有利于搞个人独裁的时机，但罗斯福没有乘国之危，利用它来达到个?卑鄙的目的。
当然，德国出了个希特勒，美国出了个罗斯福，这也不完全是偶然。因为即使罗斯福想搞独裁，想改变美国体制，恐怕他也做不到。在这点上，胡佛的见解也许有道理，他说过，“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自由主义是在美国体制中找到其真正的精神，而不是欧洲体制中。”罗斯福做过两件比较出格的事，一是当最高法院宣布新政法律违宪时，他试图改变最高法院构成，给每位七十岁以上的法官配备一名助手。二是连选连任四届总统，违背了从华盛顿开始的两届。看看美国人的反应就知道他能不能搞独裁了，先是国会拒绝他充实法院的企图，为此他遭到猛烈抨击。二是国会在他逝世后很快通过修宪，规定总统只能当两届，将约定俗成的规矩以宪法形式固定下来，预防出现第二个罗斯福。可见在美国的政体下，要搞个人独裁是很困难的，美国人始终对权力保持着高度警惕。这正说明了民主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体制，如果民主制度不是建立在全民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方式上，它就算形式上建成了，也难以实现其真髓。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既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
总之，罗斯福的新政是非常时期所采取的非常手段，没有大萧条就不大可能有新政，新政的目的是治病，是要使美国体制重新恢复活力，而不是将其置于死地。罗斯福采取的办法是一个个问题去解决，一个个阶级去安抚，一派派政治力量去平衡，新政的结果肯定是折中的，但没有偏离美国自由主义的大传统。当然，大萧条、新政、二战接踵而来，二战未完罗斯福便已去世，无人能知道他准备战后如何调整新政，是复位到从前呢，还是继续扩大？但一般来说，人们认为新政到1938年就基本结束了，战时经济繁荣，新政失去其紧迫性。但就算新政只有六年，罗斯福对自由主义的影响也是深远的，首先是，在自由主义深陷危机之时，罗斯福因为标榜它而延长了它，挽救了它。其次是，他也深刻地改变了自由主义的内涵，使自由主义从自由放任的古典时期过渡到国家有限干预的现代阶段。与此同时，他也使自由主义的概念变得更为复杂和含混，滋生出无数的争议和误解。
6自由主义从古典向现代演化的必然性
自由主义从古典向现代的演变是以自由放任的结束、国家开始整体干预经济为标志的，这不仅发生在美国，也发生在西方其他实行自由主义的国家里。实际上，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在19世纪中叶便首先在欧洲暴露其问题。美国由于其特殊的条件——主要是开放边疆和工业化较晚——才推延了这一变化的发生。既然这是发生在实施自由主义国家的一个普遍现象，那就必然有其普遍原因。
亚当•斯密在要求经济自由时，他所处的时代是君主贵族掌握着经济大权，所以他要强调对经济放任松绑。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否认国家对经济的作用。可是工业化以后，由于经济的发展超乎想象，产生了经济强人的霸权。自由主义有可能过分强调了自由放任的一面，极端者甚至完全排斥国家干预，这大概并不符合自由主义的原意。
在自由主义为唯一主要传统的美国，国家对经济也从未采取过完全放任的态度。汉密尔顿作为美国经济的奠基者，是极其强调国家对经济的扶植作用的，这自然也是一种干预。但由于美国的国情，从杰斐逊到杰克逊，一直到19世纪末，美国基本上是侧重经济自由的，放手让经济发展。国家的作用是尽量少干预，让企业自己去竞争，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去调节。这在当时的美国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工业化尚未全面展开，在这个主要是农业和农村的国家里，存在着大量未开发的土地，竞争的失败者总能向西部转移，去开拓新的地盘，所以经济上的两极分化来得较晚。但就在这个阶段，美国政府也不是全然不管，他们制定保护性关税，协调州际贸易，投入公共项目，出售西部领地，还实施了宅地法等土地分配制度，所以并非绝对放任的自由主义，绝对放任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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