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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作者：钱满素 2007-06-26 10:01
在很多具体问题上，新老左派的观点也很不相同。以争议颇多的赞助性反歧视法（Affirmative Action）为例，纽约犹太知识分子大多持反对立场，因为他们完全靠自己的才智证明自己，战胜歧视，从社会的边缘脱颖而出，从未享受过什么优惠政策，也不认为这样做对受惠者的性格有什么好处。新老左派之间确实存在着难以跨越的代沟。
4学院左派和批评理论
1960年代的狂飙过后，新左派犹如它的突然崛起一样，又迅速退出美国的政治舞台，历时不过十年。美国民众已经明确地拒绝和摈弃了新左派的思维方式，一些新左派自己也进行了事后反思，返回主流。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新左派坚守阵地，只是转移了战场。60年代和70年代初，美国大学急剧膨胀，以满足战后生育高峰一代的入学需要，随着这场大规模的扩招，新左派的老将们回到自己当年造反发迹的大学，加盟教师队伍，在他们曾经势不两立的大学里安身立命。在完成了从对抗（confrontation）到出版（publication）的转换后，他们一个个当上了终身教授，成了学术权威和院系领导。地位是变了，他们的愤怒却丝毫未减，反而因国内外潮流的逆向而愈加激烈。
1982年，当伯特尔•奥尔曼和爱德华•斐诺夫出版他们精心编撰的《学院左派：美国校园里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一书时，这批学院左派对美国的大学教育，特别是社会人文学科的影响，已经要刮目相看，该书前言中是这样描述其声势的：
当前，美国大学中正在发生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革命。越来越多的师生在学习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解释：它是如何运作的（对谁运作得更好，对谁更差），它如何兴起，在向何处去。这是一场和平民主的革命，主要以书本和讲座为武器，行动主要发生在传统学科的边缘处。似乎不可能，但又确实如此的是，双方参与者中极少意识到这场战斗的程度，或者是地位已经转手的程度。公众所知更少。然而，它的首批结果在整个学术界已经显而易见。
以政治学为例，1970年以来关于美国政治已经出版了四本以马克思为指导的教材，而在此之前一本也没有。同期，三个最权威的大学出版社——剑桥、牛津和普林斯顿，推出了十五本研究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几乎都是赞同的观点。现在开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超过了四百门，而1960年代几乎一门也没有。作为这一趋势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被视为一种严肃的替代方式——正在进入实际上每个领域的日益增多的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课程里。也许最令人吃惊的是两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尤金•吉诺维斯和威廉•A•威廉斯——的成功当选为美国史学家协会主席。几年前，具有强烈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激进派路易•坎普夫当选为重要的文学教师职业组织“现代语言协会”的主席。
学院左派的这场文化革命在改变学院气氛、学术风格、课程设置、学科建设、晋升标准等诸方面都极为成功，将新左派的革命在学术园地中进行到底。他们不再谈论当年的参与民主制，而是一门心思地从理论的方方面面去解构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弗•詹姆逊说过，真正的体系变革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建立起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队伍，建立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至于美国公众，直到80年代后期关于大学必修课的争论进入社会，他们才获知学院左派的存在。
学院左派是美国左派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类群体，左派向来是为民请命的，但他们却身居象牙塔尖，从不像老左派那样走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道路。这固然是因为60年代的政治失败使他们很清楚民众的态度，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有了新的理论基础，其中民众的作用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不仅马尔库塞告诉他们工人阶级已经被腐蚀，不足以担当革命领导阶级的重任，更有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将他们彻底解脱。葛兰西认为，与利益和权力相比，思想和文化更加直接影响人们的行为，也就是上层建筑比经济基础更重要，因为统治阶级是通过他们的意识形态来控制大众的，这就是文化霸权。大众由于被统治者灌输的“虚假意识”所控制，不能觉悟到自己被压迫的处境。葛兰西主张发动一场足以打碎旧传统的“强有力的、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来穿透上层建筑，通过瓦解文化霸权来追求权力。
葛兰西的理论赋予学院左派两大使命：一是革资本主义的命不必一定从经济基础做起，相反，要从文化领域开始，直捣上层建筑。二是这种文化革命的任务势必只有知识分子来完成，这就奠定了知识分子的革命主力角色。工人阶级既然已被虚假意识所控制，那么理论是否被他们接受也不重要了，尽管葛兰西本人还是认为，造就新型知识分子在本质上是要解决同人民的关系问题，必须和人民融为一体。但学院左派的终身教授身份使他们可以尽情专注于营造理论，只需面对学生或是同行间相互欣赏，?须去说服社会，由此他们获得悠闲的“理论阶级”和“终身左派”的雅号。
在重新自我定位以后，学院左派就将精力放在理论的建构上，也许更准确地说是解构上。既然未能颠覆掉美国的现实政治，他们至少可以从理论上将它解构掉。他们的理论渗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甚至某些自然科学领域，其强项还是文学和历史。不过无论在哪门学科，学院左派的理论大多具有以下特点：
一、将一切视为政治，视为权力斗争，从阶级、种族和性别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一切，将以往的历史颠倒过来，推翻原有定论，作出新的解释。美国学术界以往的关键词常常是“自由”、“民主”、“进步”，学院左派的理论却总是围绕着“霸权”、“压迫”、“控制”这些崭新的概念。他们在分析一件事或一项政策时，很少将美国作为一个整体去考虑，而是注重分析其中哪些群体得益，哪些群体受损，一切都是利益和权力的斗争。民族利益和民族团结好像全都消失了，爱国主义自然也属于“虚假意识”之列。
二、锁定西方文化为斗争目标，通过消解中心来解构其文化霸权地位。他们反对阿诺德所言教育是教授人类最优秀文化遗产的观点，否定西方文明经典，挑战大师，将其称为DWEMism（死了的欧洲白人男性主义），认为所谓的真理、知识都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宣传，要求至少将同等时间或篇幅用在学习非DWEM作品上，或者索性取而代之。旧范式必须废弃，要创立新范式，否则不足以唤醒学生对压迫和控制的意识。
三、赋予语言特殊的重要性，将它与权力同等对待，因此有了“权力话语”或“话语权力”的说法，这样做是为了提醒和清除语言中的历史积淀，语言形式本身也因此拥有了空前的自主性。
四、理论走马灯似地花样翻新，令人目眩。语言的晦涩，概念的艰深连业内人士都望而生畏，更谈不上与社会沟通，对社会产生影响，完成将民众从“虚假意识”中唤醒的历史使命。
80年代里根执政后，美国大学紧缩，大幅削减新增教师，致使终身左派在美国大学独领风骚，他们在那里统领话语霸权已有二十多年，席卷美国的“政治正确”和“多元文化主义”也都发源于此。否定西方文化传统，这从马克思到葛兰西到美国的老左派都从未做过，而以“政治正确”制裁不同观点的做法在美国大学里更是前所未有。一些老左派纷纷对此表示反对，欧文•豪所办《异议》杂志指责多元文化主义是以教育之名行舆论控制之实，小阿瑟•施莱辛格也专门著书批评。
1988年，不少类似观点的教授在纽约开会，成立了全美学者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简称NAS），提出“抵制风尚”或“逆潮流而行”的口号（Resist the Zeitgeist），这潮流指的是“学风不严谨不诚实，甚嚣尘上的反美主义，以及存在于众多校园中的咄咄逼人的政治正确风气，只要可能，它将乐于压制一切反对意见”。会议一致认为，“学术界为自己设定的高标准已被降低，高等教育曾经关注的重大问题已被丢弃，偏好的是细枝末节和自我专注。”协会现有正式会员四千三百名，已连续召开十次会议。在“911”之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约有三百名来自全国各高校的代表出席，会议讨论的主题是“高等教育是否和爱国主义相契合”？但有些代表认为更确切的问题应该是，“今天的高等教育是否还和高等教育相契合”？他们的忧虑是，大学不可能与全社会相分离，目前大学的状况迟早会危及社会的健康。
4学院左派和批评理论
1960年代的狂飙过后，新左派犹如它的突然崛起一样，又迅速退出美国的政治舞台，历时不过十年。美国民众已经明确地拒绝和摈弃了新左派的思维方式，一些新左派自己也进行了事后反思，返回主流。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新左派坚守阵地，只是转移了战场。60年代和70年代初，美国大学急剧膨胀，以满足战后生育高峰一代的入学需要，随着这场大规模的扩招，新左派的老将们回到自己当年造反发迹的大学，加盟教师队伍，在他们曾经势不两立的大学里安身立命。在完成了从对抗（confrontation）到出版（publication）的转换后，他们一个个当上了终身教授，成了学术权威和院系领导。地位是变了，他们的愤怒却丝毫未减，反而因国内外潮流的逆向而愈加激烈。
1982年，当伯特尔•奥尔曼和爱德华•斐诺夫出版他们精心编撰的《学院左派：美国校园里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一书时，这批学院左派对美国的大学教育，特别是社会人文学科的影响，已经要刮目相看，该书前言中是这样描述其声势的：
当前，美国大学中正在发生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革命。越来越多的师生在学习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解释：它是如何运作的（对谁运作得更好，对谁更差），它如何兴起，在向何处去。这是一场和平民主的革命，主要以书本和讲座为武器，行动主要发生在传统学科的边缘处。似乎不可能，但又确实如此的是，双方参与者中极少意识到这场战斗的程度，或者是地位已经转手的程度。公众所知更少。然而，它的首批结果在整个学术界已经显而易见。
以政治学为例，1970年以来关于美国政治已经出版了四本以马克思为指导的教材，而在此之前一本也没有。同期，三个最权威的大学出版社——剑桥、牛津和普林斯顿，推出了十五本研究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几乎都是赞同的观点。现在开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超过了四百门，而1960年代几乎一门也没有。作为这一趋势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被视为一种严肃的替代方式——正在进入实际上每个领域的日益增多的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课程里。也许最令人吃惊的是两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尤金•吉诺维斯和威廉•A•威廉斯——的成功当选为美国史学家协会主席。几年前，具有强烈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激进派路易•坎普夫当选为重要的文学教师职业组织“现代语言协会”的主席。
学院左派的这场文化革命在改变学院气氛、学术风格、课程设置、学科建设、晋升标准等诸方面都极为成功，将新左派的革命在学术园地中进行到底。他们不再谈论当年的参与民主制，而是一门心思地从理论的方方面面去解构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弗•詹姆逊说过，真正的体系变革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建立起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队伍，建立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至于美国公众，直到80年代后期关于大学必修课的争论进入社会，他们才获知学院左派的存在。
学院左派是美国左派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类群体，左派向来是为民请命的，但他们却身居象牙塔尖，从不像老左派那样走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道路。这固然是因为60年代的政治失败使他们很清楚民众的态度，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有了新的理论基础，其中民众的作用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不仅马尔库塞告诉他们工人阶级已经被腐蚀，不足以担当革命领导阶级的重任，更有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将他们彻底解脱。葛兰西认为，与利益和权力相比，思想和文化更加直接影响人们的行为，也就是上层建筑比经济基础更重要，因为统治阶级是通过他们的意识形态来控制大众的，这就是文化霸权。大众由于被统治者灌输的“虚假意识”所控制，不能觉悟到自己被压迫的处境。葛兰西主张发动一场足以打碎旧传统的“强有力的、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来穿透上层建筑，通过瓦解文化霸权来追求权力。
葛兰西的理论赋予学院左派两大使命：一是革资本主义的命不必一定从经济基础做起，相反，要从文化领域开始，直捣上层建筑。二是这种文化革命的任务势必只有知识分子来完成，这就奠定了知识分子的革命主力角色。工人阶级既然已被虚假意识所控制，那么理论是否被他们接受也不重要了，尽管葛兰西本人还是认为，造就新型知识分子在本质上是要解决同人民的关系问题，必须和人民融为一体。但学院左派的终身教授身份使他们可以尽情专注于营造理论，只需面对学生或是同行间相互欣赏，?须去说服社会，由此他们获得悠闲的“理论阶级”和“终身左派”的雅号。
在重新自我定位以后，学院左派就将精力放在理论的建构上，也许更准确地说是解构上。既然未能颠覆掉美国的现实政治，他们至少可以从理论上将它解构掉。他们的理论渗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甚至某些自然科学领域，其强项还是文学和历史。不过无论在哪门学科，学院左派的理论大多具有以下特点：
一、将一切视为政治，视为权力斗争，从阶级、种族和性别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一切，将以往的历史颠倒过来，推翻原有定论，作出新的解释。美国学术界以往的关键词常常是“自由”、“民主”、“进步”，学院左派的理论却总是围绕着“霸权”、“压迫”、“控制”这些崭新的概念。他们在分析一件事或一项政策时，很少将美国作为一个整体去考虑，而是注重分析其中哪些群体得益，哪些群体受损，一切都是利益和权力的斗争。民族利益和民族团结好像全都消失了，爱国主义自然也属于“虚假意识”之列。
二、锁定西方文化为斗争目标，通过消解中心来解构其文化霸权地位。他们反对阿诺德所言教育是教授人类最优秀文化遗产的观点，否定西方文明经典，挑战大师，将其称为DWEMism（死了的欧洲白人男性主义），认为所谓的真理、知识都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宣传，要求至少将同等时间或篇幅用在学习非DWEM作品上，或者索性取而代之。旧范式必须废弃，要创立新范式，否则不足以唤醒学生对压迫和控制的意识。
三、赋予语言特殊的重要性，将它与权力同等对待，因此有了“权力话语”或“话语权力”的说法，这样做是为了提醒和清除语言中的历史积淀，语言形式本身也因此拥有了空前的自主性。
四、理论走马灯似地花样翻新，令人目眩。语言的晦涩，概念的艰深连业内人士都望而生畏，更谈不上与社会沟通，对社会产生影响，完成将民众从“虚假意识”中唤醒的历史使命。
80年代里根执政后，美国大学紧缩，大幅削减新增教师，致使终身左派在美国大学独领风骚，他们在那里统领话语霸权已有二十多年，席卷美国的“政治正确”和“多元文化主义”也都发源于此。否定西方文化传统，这从马克思到葛兰西到美国的老左派都从未做过，而以“政治正确”制裁不同观点的做法在美国大学里更是前所未有。一些老左派纷纷对此表示反对，欧文•豪所办《异议》杂志指责多元文化主义是以教育之名行舆论控制之实，小阿瑟•施莱辛格也专门著书批评。
1988年，不少类似观点的教授在纽约开会，成立了全美学者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简称NAS），提出“抵制风尚”或“逆潮流而行”的口号（Resist the Zeitgeist），这潮流指的是“学风不严谨不诚实，甚嚣尘上的反美主义，以及存在于众多校园中的咄咄逼人的政治正确风气，只要可能，它将乐于压制一切反对意见”。会议一致认为，“学术界为自己设定的高标准已被降低，高等教育曾经关注的重大问题已被丢弃，偏好的是细枝末节和自我专注。”协会现有正式会员四千三百名，已连续召开十次会议。在“911”之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约有三百名来自全国各高校的代表出席，会议讨论的主题是“高等教育是否和爱国主义相契合”？但有些代表认为更确切的问题应该是，“今天的高等教育是否还和高等教育相契合”？他们的忧虑是，大学不可能与全社会相分离，目前大学的状况迟早会危及社会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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