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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作者:钱满素 2007-06-26 10:01

  60年代曾任学生争取民主社会主席的托德•吉特林可能是会上最左的代表,他现任纽约大学教授。他发言认为,爱国主义和高等教育不仅不相互排斥,而且是完全一致的。他说,“如果我们要生存下去,两者的结合是必须的,因为国家需要我们最好的感情和思想。”他甚至表扬保守主义说,“是保守主义者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认真对待思想,功不可没。”他还指责左派思想的不严谨及其自我孤立,埋怨学术生活的肤浅和狭隘。

  观点不同本属正常,各人尽可在话语世界里“自由嬉戏”(借用解构主义的一个词)。即使是极端甚至错误的观点,也可能提供一些新的视角,可怕的是在反对文化霸权的名义下实行自己的文化霸权,解构一切却唯独不解构自己。在没有政治权力支撑的情况下,学院左派竟然能做到这样,实在不可思议。

  5政治正确

  大约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渐渐刮起一股意识形态的风气,名曰“政治正确”。这风气一开,便势不可挡,在校园里、媒体上,它越刮越盛,直窜到美国生活的各个角落,沸沸扬扬地刮了二十余年,到21世纪初尚未平息。据说,这个不同凡响的词最初来自《女士》杂志主编之口,她检讨说,《女士》近年来的倾向在政治上是正确的。1992年,约翰•泰勒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你政治正确吗?》,遂引起全国注意。

  “政治正确”最直白的表现是一套有关使用语言的规则,它规定怎么说是正确的,可以接受的;怎么说是错误的,要挨批的。当然,无论是提倡它或是反对它的美国人,都不会这么小瞧了它。“政治正确”完全是政治性的,它将一切政治化,它的兴奋中心是政治权力,它雄心勃勃地要推翻几百年来的欧美政治文化传统。

  “政治正确”自称攻击目标是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压迫。这本身似乎无可非议,也正因为如此,大部分美国人都被它驯服了,不敢说个不字。但真理过了头,照样也会变成谬误。“政治正确”已经俨然成了新的原教旨主义,任何不同意他们对种族、性别、同性恋、西方文化、教学内容乃至文学名著等观点的人,都被扣上一顶顶吓人的大帽子——“种族主义”、“性别压迫”、“欧洲中心主义”,乃至“法西斯”。

  以下是“政治正确”指引下发展出的一些极端观点,大部分美国人肯定还没有达到这般“正确”,但它们并非不符合政治正确的内在逻辑:

  一、几个世纪以来的欧美文化及其制度的本质就是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压迫,是体现有产白种男人的权力,美国宪法就是一个典型。

  二、教学内容是公开的政治权力斗争,所谓“伟人”、“名著”都是抬高死了的白种欧洲男人,强化他们的优势。

  三、任何对于文学、艺术、思想的诠释和评价都是在行使政治权力,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

  四、不仅《圣经》等名著和传统历史不能学,连自然科学乃至分析思维本身都是有利于白种男性的。

  五、家庭是强化异性恋的工具,并且有利于将男女性别角色和结构一代代地传下去。

  六、异性恋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

  七、任何将个人置于群体之上的观点,都只是有利于最大群体或占统治地位群体中的个人。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历史地存在于所谓推进个人自由的制度中,所以“个人自由”本身就意味着压迫。

  八、黑人中心主义(Afrocentrism)认为,包括数学、生物学、建筑、医学在内的西学都源自黑人,因为古埃及人是黑人,而古希腊人是从他们那里偷窃到哲学和科学。

  九、人类分为冰雪人和太阳人两种,前者的后裔是物质主义的、自私的、暴力的。后者的后裔是精神的、互助的、非暴力的。属于后者的黑人在生物学意义上就优于属于前者的白人。

  十、黑人永远不可能犯种族主义的错误,因为种族主义是“制度化的权力”,而黑人没有“制度化的权力”。

  十一、人分五种:白人、黑人、美洲土著、拉美裔和亚裔。同性恋者和女权主义者虽不以种族或族裔区分,但他(她)们也是受白种男人压迫的。因此,人可以分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两种,每个人都是非此即彼的后代。

  十二、毒品和艾滋病都是白人企图消灭黑人的阴谋。“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失事坠落值得庆贺,因为这样可以推迟白人对宇宙的污染。

  果然是别出心裁,颇有轰动效应,这种思路在美国历史上可以说是全新模式。说到否定个人自由,连菲茨休都没有走那么远,只是政治正确者自己是绝对不会放弃他们的个人自由的。自由平等的思想虽然自古有之,但将它们确立为政治制度的基础,还是西方文明进入近代以后所建的功绩。政治正确者不知想过没有,否定了西方文明,他们的要求还有根据吗?

  现在很清楚了,“政治正确”的矛头所针对的主要是欧美—白人—男性—有产者,凡是维护这类人的权利和名誉的言行都有“政治不正?”之嫌。反之,凡是维护以黑人为首的少数族裔—第三世界—女性—穷人—同性恋者的,一概属于“政治正确”。这种机械的两分法要求种族和意识形态的双重纯正,难怪有人嘲讽道,最正确的只有“同性恋的贫困黑人残疾妇女”了。

  “政治正确”的源头和最大市场是在美国的校园里,它从大学刮到了中小学。1992年5月,美国三百多所高等院校制定“政治正确”条例,惩处出言不逊者。例如说“黑人”是不正确的,要说“非裔”;说“印第安人”是不正确的,要说“美国土著”;同性恋等许多词汇属于不准开玩笑之列,违者将被勒令进学习班,作公开的自我批评。课程设置也必须作相应修改,大力强化各少数族裔、女性、同性恋方面的内容,淡化西方传统文化。

  “政治正确”的咄咄逼人之势已经使许多人联想到麦卡锡主义。哈佛大学的历史教授瑟思特洛姆深有感触地说,“这种气氛是新的,几个亢奋的激进学生能够恐吓住其他所有人。这是一种新的麦卡锡主义,甚至比老的麦卡锡主义更可怕,因为当时学术界没人支持它。现在敌人就在内部,有的学生和教员对言论自由毫无信仰。”

  奈何,强劲的“政治正确”有一个与生俱来的弱点,那就是它的自相矛盾。既然一切文化都是同等的,那么欧洲白人文化不是也应该一视同仁吗?为什么如此抑贬和仇视它呢?既然西学不好,又何必说什么“西学非源”,与其争专利呢?如果白人都是坏人的话,黑人又何必要求和白人平等呢?但要说黑人优越,岂非又堕入新的种族优越论了?真是矛盾重重。

  不过,“政治正确者”自有种种巧妙的说辞来为自己辩护。例如,按照他们的推理,一个人属于哪个群体,就必然有那个群体的意识,特别是被压迫群体必然具有被压迫意识。但是,如果事实上一个黑人、印第安人,或穷人、女人没有具备这种意识,那只能说明他(她)还没有觉悟,仍然被统治者的“虚假意识”所控制着,总之,他们的理论是永远不会错的。至于是谁赋予了他们这种上帝般凌驾于众人之上的英明?没人能回答。

  在崇尚言论自由的美国,“政治正确”的风是怎么刮起来的呢?追究起来,这种极左思维还是1960年代新左派思想的延续。一位当年柏克利的激进派、现任某大学人文学科系主任说,“我将我的学术活动视为我积极参与政治的延续”。“政治正确”的理论家们大多是大学人文学科(尤其是英语系)的教授,他们从法国批评家那里借来不少理论,发展出各种左派压迫理论、受害理论、权力理论,哪怕是有悖常理,经过七拐八弯的迂回曲折都能变成一家之说,由此将狭隘、极端和仇恨种入下一代人的心里。1964年柏克利“自由言论”运动的革命者们独霸了话语权后,也容不得半点“异端邪说”。人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他们蜕变为自由言论的敌人了呢,还是自由言论一直是他们用来反对别人的口实?

  6多元文化主义

  政治正确的理论有多种:激进的女权主义、激进的同性恋、新历史主义等等,但影响最广的大概要数多元文化主义。多元是当今世界的特点,在美国则是一向公认的现实,并非什么新鲜事。除了新左派在60年代将多元视为自由主义的原罪,在理论上也基本没有人反对。但是从多元主义到多元文化主义,其内涵在不知不觉中变了味。多元主义是在肯定某种共识的基础上说的,而多元文化主义说到底就是要否定这种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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