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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作者：钱满素 2007-06-26 10:04
3“1789年以来只有一种真正的意识形态”
华勒斯坦根本不承认有美苏两霸，这是由他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定义决定的，而这一定义又正是他推论出自由主义终结的关键。他的看法是：“可以将苏联看做是个亚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帮凶，因为它在其控制的地区内起到了保障秩序和稳定的作用，从而实际上增强了美国保持其世界范围的霸权的能力。”
因此，并不存在美苏争霸，所谓的冷战是“建立在对立双方共同商定的某种协议之上，……是设计好的……冲突”。双方在战后划分好势力范围，互不侵犯对方领域，而“实际上是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控制着局势”，苏联保护了美国，双方合作得很好。“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充当了世界资本主义的遮羞布，抑制着过度的不满情绪。”正因为如此，“苏联的消亡给美国造成了巨大困难——也许是难以克服的困难。”
华勒斯坦发现，对于所谓的三大意识形态，“人们对其理论观点和现实的政治斗争考察越细，就越看不出这些所谓的本质差异。”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在保护财产这点上可以联合起来反对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在赞成变革上可以联合起来反对保守主义，而社会主义又能和保守主义联手反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三者都接受合理变革和经济发展这两点基本上属于自由主义的内容，因此都属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世界体系。三者在理论上似乎都反对政府权力，但实际上又都要利用政府来达到目的。华勒斯坦认为政府本质上就是不民主的，而以为经济发展会带来平等和生活改善，更是错误的幻想。
对华勒斯坦而言，马克思主义已经分成两种：“政党的马克思主义”（或曰“实际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他批判前者，宣扬后者。他认为，“列宁用马克思术语翻译了威尔逊为第三世界制定的规划，使之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主义纲领“只不过是以华丽辞藻掩盖着的威尔逊民族自决观和罗斯福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观的变种而已。列宁主义实际上又再次将技术现代性排在了人类自我解放现代性的前头。”“列宁主义虽然自称自己是竭力反对自由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但实际上不过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化身。”
因此，他认为“就意识形态而言，马列主义已成了威尔逊自由主义的一个变种，而不是一个真正可供选择的思想主张了。”理由有六：1）赞同民族自决原则；2）倡导各国经济发展：3）坚信存在着适合一切民族的共同价值观；4）坚信正确的科学知识是技术进步唯一的合理基础；5）认为人类进步不可避免、合乎需要，而且人类进步的实现必须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6）信奉民治-民主，但将民主定义为让专家作决策。因此，所谓的三种意识形态并不存在，真正的意识形态只有一种，那就是自由主义。
新左派既反美又反苏，既反自由主义，又反列宁主义。然而，仅就上述的六点似乎不足以说明反对的必要，其中第五点的中央集权政府大概有极权的嫌疑，第六点也许可以说是赞成精英统治，反对民主，但是其他各点又错在哪里呢？还是本身没错，只是言行不一的虚伪呢？华勒斯坦没有仔细说明。
41968年世界革命
1968年是华勒斯坦心目中最神圣最珍爱的年份，是世界体系的历史性里程碑，因为当年爆发了他一心向往的反体系运动。中国的文革、美国和法国的学运、越南的反美斗争等都是这场革命的组成部分。他说过，“只有两次世界革命。一次发生于1848年。第二次发生在1968年。”只有这两次革命才是真正反对世界体系的，在他看来，它们甚至比1789和1917这两个年份更重要。
1848年是争取人民主权的革命，是反对1815年的反革命复辟，是试图实现法国革命最初的愿望并克服其局限性，因此是对1789年的扬弃。同样，1968年发生的是“一场反对以美国组织其霸权为代表的1945年反革命的革命”，是试图实现俄国革命的最初目标并克服其局限性，是对1917年的扬弃。1968年革命的主旨是“全面实现尚未实现的人类自我解放的现代性。技术现代性是个容易使人上当的陷阱。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者——自由派自由主义者、保守派自由主义者以及社会主义派自由主义者（即老左派）——不可信赖；他们实际上是通往解放的主要拦路虎”。
了解了这一点，就明白为什么“总拒绝”是新左派在60年代最常用的一个词。总拒绝就是统统拒绝，就是反对整个体系。新左派之所以极其反美，是因为美国正是这个体系的世界领袖，他们不惜使用任何手段也要掀翻它。到了60年代，时机来了，那就是越战。华勒斯坦相信，只有中国、越南、阿尔及利亚和古巴“这四个国家的解放运动均拒不接受美国制定的、苏联默认的游戏规则”。
华勒斯坦认为越南的反帝战争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东西冲突，“越南是非欧洲民族解放运动斗争的典型地区…?朝鲜战争和柏林封锁是冷战世界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越南人的斗争……是为了反对这一冷战世界体制的约束和结构。因此，这些斗争基本上是反对现行世界体系的直接产物。”进一步说，越南甚至很有可能诱发整个世界体系的崩溃。新左派除了在国内轰轰烈烈地反对越战，他们的一些领袖还直接飞到越南去提供精神和物质支持。两个当年的激进派头头回忆道：
我们每周坐在一起看一次电视，当沃尔特•克朗凯特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节目上宣布尸体数目不断攀升时，大家都高兴地鼓掌。我拿着汤姆•海登从河内带回的一把梳子，他曾经去那里确保我们在越战中团结一致。梳子是用一架被击落的F-105战斗机的叶片做成的，形状像一架飞机，还打上一行字“北越打下的美国海盗第1700架飞机”。
尼克松执政后，逐步结束越战，新左派预感到即将失去手中的一张王牌。怒不可遏的气象员派决定直接诉诸暴力，用炸弹来毁灭美国这个“头号撒旦”。然而，国内响应者寥寥无几，反感者倒为数不少，他们的行动根本不足以推翻现行体系。
新左派的郁闷是可想而知的，他们深信自己看清了世界体系的邪恶本质，也深信只有自己才知道人民的真正利益所在，才是唯一代表人民的，然而人民却如此不领情不配合，实在是中毒太深。看来，中心地区的工人阶级确实被资产阶级的小恩小惠收买了，甚至资产阶级化了，不可能再承担领导世界革命的重任，这也是他们特别反对老左派的原因。
新左派有两大革命对象，一个不言而喻是自由主义，或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或曰美国霸权和美苏勾结；另一个就是老左派。用华勒斯坦的话说，“除非我们将其同时视为反对世界体系罪恶的呐喊和对旧左派反抗世界体系战略的根本质疑，否则我们是无法理解1968年的。”“老左派的假激进主义实际上是假冒的只为少数特权人物谋利的自由主义。”他甚至还说，“1968年革命的成员把老左派，而不是美国当作罪魁祸首。”
新左派本身就是产生于对老左派的不满，因为1945年以后，传统的老左派陷入了双重困难，一方面是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反革命力量的打击，另一方面是已经取得政权的反体系运动的表现不尽人意，“一个接着一个地创立有着自己的恐怖和错误的制度”。60年代初，新左派的主要斗争目标还是现体系的维护者，对老左派的表现不佳属于次要考虑。但随着60年代的推移，新左派对老左派的批评态度变得越发激烈，“常常与其彻底决裂并对其发起正面攻击”，指责其“虚弱、腐败、共谋、疏忽和傲慢”五项过失。老左派是传统的反体系运动，但后来受招安了，甚至保护了世界体系，这等于背叛了反体系运动。人们对背叛者的仇恨往往胜过敌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1968年革命是既失败，又成功。失败在于没能从根本上掀翻这个体系，“民众热情和激进改革的泡沫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就破灭了，”只是一次“灌木丛起火”而已。到1972年，革命已经偃旗息鼓，甚至反抗最激烈的毛主义中国也被尼克松的访华“拉回到了世界秩序体制”。
华勒斯坦根本不承认有美苏两霸，这是由他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定义决定的，而这一定义又正是他推论出自由主义终结的关键。他的看法是：“可以将苏联看做是个亚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帮凶，因为它在其控制的地区内起到了保障秩序和稳定的作用，从而实际上增强了美国保持其世界范围的霸权的能力。”
因此，并不存在美苏争霸，所谓的冷战是“建立在对立双方共同商定的某种协议之上，……是设计好的……冲突”。双方在战后划分好势力范围，互不侵犯对方领域，而“实际上是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控制着局势”，苏联保护了美国，双方合作得很好。“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充当了世界资本主义的遮羞布，抑制着过度的不满情绪。”正因为如此，“苏联的消亡给美国造成了巨大困难——也许是难以克服的困难。”
华勒斯坦发现，对于所谓的三大意识形态，“人们对其理论观点和现实的政治斗争考察越细，就越看不出这些所谓的本质差异。”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在保护财产这点上可以联合起来反对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在赞成变革上可以联合起来反对保守主义，而社会主义又能和保守主义联手反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三者都接受合理变革和经济发展这两点基本上属于自由主义的内容，因此都属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世界体系。三者在理论上似乎都反对政府权力，但实际上又都要利用政府来达到目的。华勒斯坦认为政府本质上就是不民主的，而以为经济发展会带来平等和生活改善，更是错误的幻想。
对华勒斯坦而言，马克思主义已经分成两种：“政党的马克思主义”（或曰“实际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他批判前者，宣扬后者。他认为，“列宁用马克思术语翻译了威尔逊为第三世界制定的规划，使之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主义纲领“只不过是以华丽辞藻掩盖着的威尔逊民族自决观和罗斯福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观的变种而已。列宁主义实际上又再次将技术现代性排在了人类自我解放现代性的前头。”“列宁主义虽然自称自己是竭力反对自由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但实际上不过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化身。”
因此，他认为“就意识形态而言，马列主义已成了威尔逊自由主义的一个变种，而不是一个真正可供选择的思想主张了。”理由有六：1）赞同民族自决原则；2）倡导各国经济发展：3）坚信存在着适合一切民族的共同价值观；4）坚信正确的科学知识是技术进步唯一的合理基础；5）认为人类进步不可避免、合乎需要，而且人类进步的实现必须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6）信奉民治-民主，但将民主定义为让专家作决策。因此，所谓的三种意识形态并不存在，真正的意识形态只有一种，那就是自由主义。
新左派既反美又反苏，既反自由主义，又反列宁主义。然而，仅就上述的六点似乎不足以说明反对的必要，其中第五点的中央集权政府大概有极权的嫌疑，第六点也许可以说是赞成精英统治，反对民主，但是其他各点又错在哪里呢？还是本身没错，只是言行不一的虚伪呢？华勒斯坦没有仔细说明。
41968年世界革命
1968年是华勒斯坦心目中最神圣最珍爱的年份，是世界体系的历史性里程碑，因为当年爆发了他一心向往的反体系运动。中国的文革、美国和法国的学运、越南的反美斗争等都是这场革命的组成部分。他说过，“只有两次世界革命。一次发生于1848年。第二次发生在1968年。”只有这两次革命才是真正反对世界体系的，在他看来，它们甚至比1789和1917这两个年份更重要。
1848年是争取人民主权的革命，是反对1815年的反革命复辟，是试图实现法国革命最初的愿望并克服其局限性，因此是对1789年的扬弃。同样，1968年发生的是“一场反对以美国组织其霸权为代表的1945年反革命的革命”，是试图实现俄国革命的最初目标并克服其局限性，是对1917年的扬弃。1968年革命的主旨是“全面实现尚未实现的人类自我解放的现代性。技术现代性是个容易使人上当的陷阱。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者——自由派自由主义者、保守派自由主义者以及社会主义派自由主义者（即老左派）——不可信赖；他们实际上是通往解放的主要拦路虎”。
了解了这一点，就明白为什么“总拒绝”是新左派在60年代最常用的一个词。总拒绝就是统统拒绝，就是反对整个体系。新左派之所以极其反美，是因为美国正是这个体系的世界领袖，他们不惜使用任何手段也要掀翻它。到了60年代，时机来了，那就是越战。华勒斯坦相信，只有中国、越南、阿尔及利亚和古巴“这四个国家的解放运动均拒不接受美国制定的、苏联默认的游戏规则”。
华勒斯坦认为越南的反帝战争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东西冲突，“越南是非欧洲民族解放运动斗争的典型地区…?朝鲜战争和柏林封锁是冷战世界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越南人的斗争……是为了反对这一冷战世界体制的约束和结构。因此，这些斗争基本上是反对现行世界体系的直接产物。”进一步说，越南甚至很有可能诱发整个世界体系的崩溃。新左派除了在国内轰轰烈烈地反对越战，他们的一些领袖还直接飞到越南去提供精神和物质支持。两个当年的激进派头头回忆道：
我们每周坐在一起看一次电视，当沃尔特•克朗凯特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节目上宣布尸体数目不断攀升时，大家都高兴地鼓掌。我拿着汤姆•海登从河内带回的一把梳子，他曾经去那里确保我们在越战中团结一致。梳子是用一架被击落的F-105战斗机的叶片做成的，形状像一架飞机，还打上一行字“北越打下的美国海盗第1700架飞机”。
尼克松执政后，逐步结束越战，新左派预感到即将失去手中的一张王牌。怒不可遏的气象员派决定直接诉诸暴力，用炸弹来毁灭美国这个“头号撒旦”。然而，国内响应者寥寥无几，反感者倒为数不少，他们的行动根本不足以推翻现行体系。
新左派的郁闷是可想而知的，他们深信自己看清了世界体系的邪恶本质，也深信只有自己才知道人民的真正利益所在，才是唯一代表人民的，然而人民却如此不领情不配合，实在是中毒太深。看来，中心地区的工人阶级确实被资产阶级的小恩小惠收买了，甚至资产阶级化了，不可能再承担领导世界革命的重任，这也是他们特别反对老左派的原因。
新左派有两大革命对象，一个不言而喻是自由主义，或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或曰美国霸权和美苏勾结；另一个就是老左派。用华勒斯坦的话说，“除非我们将其同时视为反对世界体系罪恶的呐喊和对旧左派反抗世界体系战略的根本质疑，否则我们是无法理解1968年的。”“老左派的假激进主义实际上是假冒的只为少数特权人物谋利的自由主义。”他甚至还说，“1968年革命的成员把老左派，而不是美国当作罪魁祸首。”
新左派本身就是产生于对老左派的不满，因为1945年以后，传统的老左派陷入了双重困难，一方面是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反革命力量的打击，另一方面是已经取得政权的反体系运动的表现不尽人意，“一个接着一个地创立有着自己的恐怖和错误的制度”。60年代初，新左派的主要斗争目标还是现体系的维护者，对老左派的表现不佳属于次要考虑。但随着60年代的推移，新左派对老左派的批评态度变得越发激烈，“常常与其彻底决裂并对其发起正面攻击”，指责其“虚弱、腐败、共谋、疏忽和傲慢”五项过失。老左派是传统的反体系运动，但后来受招安了，甚至保护了世界体系，这等于背叛了反体系运动。人们对背叛者的仇恨往往胜过敌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1968年革命是既失败，又成功。失败在于没能从根本上掀翻这个体系，“民众热情和激进改革的泡沫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就破灭了，”只是一次“灌木丛起火”而已。到1972年，革命已经偃旗息鼓，甚至反抗最激烈的毛主义中国也被尼克松的访华“拉回到了世界秩序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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