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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 作者：钱满素 2007-06-26 10:01
第三，原因不同。老左派的反抗是和经济目的直接相关的，无产阶级试图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造成了自己的贫困无权。新左派毫无生活之虞，他们反叛的原因主要是异化和无权的感觉，本身并无经济目的，但他们自认为是在为民请命。开始时他们的要求只是改革性的参与民主制，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那些人则认定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达到目的。
第四，认同不同。老左派和十月革命的苏联认同，但后来大多反对斯大林，他们的英雄是列宁和托洛茨基。新左派从一开始就不与苏联认同，为了表示和被压迫者站在一起，他们与第三世界认同，特别是古巴，认为古巴实行的是有人道的新社会主义。新左派中的极端分子大多信奉“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毛主义，他们的英雄是卡斯特罗。
如果简单地概括，或许可以说新老左派最本质的不同就是老左派是穷人的革命，新左派是富家子弟的革命。在政府撤军满足这些年轻人停止越战的愿望后，在宪法第二十六条修正案满足他们参政的权利后，他们就再提不出明确而可实现的目的了。常说左派最大的敌人就是他们自己的年龄，随着青春期的过去，他们大多各奔前程，汇入美国的主流社会中去。至于那些将左派政治当作自我实现工具的人后来也抛弃了它，转而寻求更易满足的手段——吸毒、摇滚乐和性解放等。
大多评论认为，新老左派之间的相异超过了他们的相同。但仔细琢磨，他们也还是一脉相承的，只是环境变了，表现不同而已，而这些不同很可能是表面的。常识告诉我们，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事情，人群中总会有激进、温和、保守三种态度，也就是左中右之分。左派可以说是一种情绪、一种气质，这些人总是比常人偏激一些，总是拿现实与他们的理想相比，对人间期望甚高，因此较常人更难接受现实中的不足，也就加倍感到激愤。当别人要求改良的时候，他们就会要求革命。当别人诉诸法律的时候，他们就会诉诸暴力。因此在美国，左派是永远会存在下去的，但情绪需要找到一个“事业”作为载体，他们的成功依赖于找到一面有道义感召力的旗帜——如平等、自由、和平、反战，足以使中产阶级社会接受。
新老左派都在平等上做文章，站在弱者一边，攻击资本主义制度。老左派以工人阶级为主题，以全世界无产者为舞台。到新左派的时代，美国工人阶级已经脱贫，主题于是就转到国内的穷人——少数族裔身上，再加上国外的穷人——第三世界。当美国的穷人也在各种福利项目帮助下改善后，他们就将抗议的能量集中在同性恋合法权之类的问题上，而在同性恋也被认可后，他们就要求同性恋的结婚权、收养子女权等，当然还有女权、环保等具有号召力的旗帜，总之，世界上的事情永远不会十全十美，不会绝对平等公正。文明又是建立在禁忌之上，人作为一个社会动物注定不能为所欲为。因此，任何社会也不可能做到毫无压抑，人人满意。即便一时满足了，新的不满足肯定马上又会产生，所以可以想象，左派情绪总能找到不满的理由和斗争的事业，这也是乌托邦对人类社会必要的促进作用。可惜左派在每次运动获得成就后，总有一些天生极端的人不走到反面决不罢休，这也是美国左派变化多端却难以持久的原因之一。
3纽约知识分子：新老左派的遭遇
最能说明新老左派关系的大概莫过于纽约知识分子了，这是一群以《党派评论》杂志为中心的纽约知识分子，欧文•豪在1968年的文章《纽约知识分子：实录与评判》中首次使用这个称呼。这个群体有着类似的背景和思想，大多是东欧和俄国犹太移民的子弟，成长于大萧条时期，1930年代起活跃于美国的激进主义潮流中。
纽约知识分子可以大致分为两代几个年龄层次：第一代主要有埃德蒙•威尔逊、悉尼•胡克、菲利普•拉夫、威廉•菲利普斯、莱昂内尔•特里林等，比他们年轻、但仍属于一代人的还有艾尔弗雷德•卡津、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索尔•贝娄、保尔•戈德曼、玛丽•麦卡锡和小阿瑟•施莱辛格。第二代有丹尼尔•贝尔、欧文•豪、莱斯利•菲德勒、欧文•克里斯托、查•赖特•米尔斯等，以及比他们年轻的诺曼•波德霍雷茨、苏珊•桑塔格等。凡是熟悉美国文学文化的人都不会不感到这些名字的分量，尤其是当它们集中在一起的时候，简直可以说代表了美国几十年的文坛。
20世纪初，蜂拥而入的犹太移民占了纽约人口的三分之一强，而美国社会此时还刚刚对犹太人开放。纽约名校哥伦比亚大学是新教的，除了个别已经同化的富裕的德裔犹太青年能去哥大上学，犹太移民子弟大多只能去收费较为低廉的纽约市大学，那里85%-90%的学生都是犹太人。该校的师资很是一般，但这抵挡不住这些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的探索精神，他们无须名师指点，照样能自学成才。这批穷学生是天生的激进派，尽管知识有限，却天天聚在狭小的学校餐厅里慷慨激昂地大谈天下之事，全身心投入地讨论苏联和十月革命，当然还有世界的终极意义等等。争端从那时就开始了，当时聚在一号餐厅的人是反斯大林的，人数只有五十左右，是少数派。聚在二号餐厅的是支持斯大林的多数，有四百至五百人。他们彼此辩论，但后来多数派奉命称少数派为托派，不再搭理他们。正是这些一号餐厅的少数派日后成为纽约知识分子的核心部分。他们虽然出生在美国，但缺少归属感，还是局外人心态，觉得只有WASP（WhiteAngloSaxonProtestant，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白人）才是真正美国人。菲利普斯早年曾遇到这样一个真正的美国人，令他十分惊讶的是此人竟然是美共党员，因为他当时觉得激进主义是他们犹太移民的专利。
纽约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在行动的时段主要是1930年代后半期和1940年代初，在《党派评论》抵制斯大林主义的旗帜下，他们团结起来。其核心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世界主义和多元主义，他们反对的是资本主义、狭隘地方主义和种族主义。毋庸置疑，他们是左派文化激进分子，有着极广泛的知识兴趣，从文学艺术到社会政治，没有他们不思考不辩论的。他们的理想是激进政治与高雅文学的结合，具体地说是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派文学的结合。
《党派评论》由威廉•菲利普斯和菲利普•拉夫创刊于1934年，他俩是在美共领导下的约翰•里德俱乐部里认识的。拉夫是美共党员，菲利普斯虽然不是党员，也是极其靠近的。拉夫14岁时从俄国移民美国，生活艰难，有时竟不得不在公园的长椅上睡觉，但他潜心攻读左派哲学和现代文学，极有造诣，且个性倔强，好斗善辩。这两人的配合非常默契，詹姆斯•法雷尔戏称他们为“形式与内容”。
《党派评论》创刊时受到美共的支持和资助，美共有意将它办成机关报《新群众》的文学版，但双方很快产生分歧，原因是对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看法不同。当时美国的激进文学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以埃德蒙•威尔逊为代表的一派主张维护文学的复杂性和独立性，以迈克尔•戈尔德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文学服从政治和组织的需要。
菲利普斯和拉夫对党让文学从属于政治目的感到很不舒服，反对这样的控制。他们倾向于威尔逊，认为简单化和口号化只会降低文学的标准，主张文学批评与政治分开，用文学的标准来评价文学，承认文学有独立于政治的价值，充分尊重文学的艺术性、独特性和复杂性。特里林对德莱塞和詹姆斯的比较就很有代表性，他认为虽然德莱塞的小说政治上更正确，但也更简单，相比之下文学价值不如詹姆斯。詹姆斯的小说更像文学，更丰富精微。
菲利普斯和拉夫欣赏欧洲文学传统，特别是现代派文学，如卡夫卡、乔伊斯、托马斯•曼和普鲁斯特。他们认为现代派作品反映了现代生活的复杂和异化，是对存在的深刻思考，表现了激进的现代意识，其艺术也是成熟精妙、富于实验创新的。美共的观点则认为现代派文学是资产阶级作品，这使他们感到美共只是把文学当作工具，不关心文学所表达的当代存在和意义，而且文学品味也太差。他们不能接受对优秀文学传统的否定，认为如果不能维持这个世界上最好、最深刻、最有意义有人性的价值，那么宣称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就失去了意义，这份遗产他们是一定要继承的。
第四，认同不同。老左派和十月革命的苏联认同，但后来大多反对斯大林，他们的英雄是列宁和托洛茨基。新左派从一开始就不与苏联认同，为了表示和被压迫者站在一起，他们与第三世界认同，特别是古巴，认为古巴实行的是有人道的新社会主义。新左派中的极端分子大多信奉“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毛主义，他们的英雄是卡斯特罗。
如果简单地概括，或许可以说新老左派最本质的不同就是老左派是穷人的革命，新左派是富家子弟的革命。在政府撤军满足这些年轻人停止越战的愿望后，在宪法第二十六条修正案满足他们参政的权利后，他们就再提不出明确而可实现的目的了。常说左派最大的敌人就是他们自己的年龄，随着青春期的过去，他们大多各奔前程，汇入美国的主流社会中去。至于那些将左派政治当作自我实现工具的人后来也抛弃了它，转而寻求更易满足的手段——吸毒、摇滚乐和性解放等。
大多评论认为，新老左派之间的相异超过了他们的相同。但仔细琢磨，他们也还是一脉相承的，只是环境变了，表现不同而已，而这些不同很可能是表面的。常识告诉我们，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事情，人群中总会有激进、温和、保守三种态度，也就是左中右之分。左派可以说是一种情绪、一种气质，这些人总是比常人偏激一些，总是拿现实与他们的理想相比，对人间期望甚高，因此较常人更难接受现实中的不足，也就加倍感到激愤。当别人要求改良的时候，他们就会要求革命。当别人诉诸法律的时候，他们就会诉诸暴力。因此在美国，左派是永远会存在下去的，但情绪需要找到一个“事业”作为载体，他们的成功依赖于找到一面有道义感召力的旗帜——如平等、自由、和平、反战，足以使中产阶级社会接受。
新老左派都在平等上做文章，站在弱者一边，攻击资本主义制度。老左派以工人阶级为主题，以全世界无产者为舞台。到新左派的时代，美国工人阶级已经脱贫，主题于是就转到国内的穷人——少数族裔身上，再加上国外的穷人——第三世界。当美国的穷人也在各种福利项目帮助下改善后，他们就将抗议的能量集中在同性恋合法权之类的问题上，而在同性恋也被认可后，他们就要求同性恋的结婚权、收养子女权等，当然还有女权、环保等具有号召力的旗帜，总之，世界上的事情永远不会十全十美，不会绝对平等公正。文明又是建立在禁忌之上，人作为一个社会动物注定不能为所欲为。因此，任何社会也不可能做到毫无压抑，人人满意。即便一时满足了，新的不满足肯定马上又会产生，所以可以想象，左派情绪总能找到不满的理由和斗争的事业，这也是乌托邦对人类社会必要的促进作用。可惜左派在每次运动获得成就后，总有一些天生极端的人不走到反面决不罢休，这也是美国左派变化多端却难以持久的原因之一。
3纽约知识分子：新老左派的遭遇
最能说明新老左派关系的大概莫过于纽约知识分子了，这是一群以《党派评论》杂志为中心的纽约知识分子，欧文•豪在1968年的文章《纽约知识分子：实录与评判》中首次使用这个称呼。这个群体有着类似的背景和思想，大多是东欧和俄国犹太移民的子弟，成长于大萧条时期，1930年代起活跃于美国的激进主义潮流中。
纽约知识分子可以大致分为两代几个年龄层次：第一代主要有埃德蒙•威尔逊、悉尼•胡克、菲利普•拉夫、威廉•菲利普斯、莱昂内尔•特里林等，比他们年轻、但仍属于一代人的还有艾尔弗雷德•卡津、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索尔•贝娄、保尔•戈德曼、玛丽•麦卡锡和小阿瑟•施莱辛格。第二代有丹尼尔•贝尔、欧文•豪、莱斯利•菲德勒、欧文•克里斯托、查•赖特•米尔斯等，以及比他们年轻的诺曼•波德霍雷茨、苏珊•桑塔格等。凡是熟悉美国文学文化的人都不会不感到这些名字的分量，尤其是当它们集中在一起的时候，简直可以说代表了美国几十年的文坛。
20世纪初，蜂拥而入的犹太移民占了纽约人口的三分之一强，而美国社会此时还刚刚对犹太人开放。纽约名校哥伦比亚大学是新教的，除了个别已经同化的富裕的德裔犹太青年能去哥大上学，犹太移民子弟大多只能去收费较为低廉的纽约市大学，那里85%-90%的学生都是犹太人。该校的师资很是一般，但这抵挡不住这些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的探索精神，他们无须名师指点，照样能自学成才。这批穷学生是天生的激进派，尽管知识有限，却天天聚在狭小的学校餐厅里慷慨激昂地大谈天下之事，全身心投入地讨论苏联和十月革命，当然还有世界的终极意义等等。争端从那时就开始了，当时聚在一号餐厅的人是反斯大林的，人数只有五十左右，是少数派。聚在二号餐厅的是支持斯大林的多数，有四百至五百人。他们彼此辩论，但后来多数派奉命称少数派为托派，不再搭理他们。正是这些一号餐厅的少数派日后成为纽约知识分子的核心部分。他们虽然出生在美国，但缺少归属感，还是局外人心态，觉得只有WASP（WhiteAngloSaxonProtestant，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白人）才是真正美国人。菲利普斯早年曾遇到这样一个真正的美国人，令他十分惊讶的是此人竟然是美共党员，因为他当时觉得激进主义是他们犹太移民的专利。
纽约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在行动的时段主要是1930年代后半期和1940年代初，在《党派评论》抵制斯大林主义的旗帜下，他们团结起来。其核心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世界主义和多元主义，他们反对的是资本主义、狭隘地方主义和种族主义。毋庸置疑，他们是左派文化激进分子，有着极广泛的知识兴趣，从文学艺术到社会政治，没有他们不思考不辩论的。他们的理想是激进政治与高雅文学的结合，具体地说是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派文学的结合。
《党派评论》由威廉•菲利普斯和菲利普•拉夫创刊于1934年，他俩是在美共领导下的约翰•里德俱乐部里认识的。拉夫是美共党员，菲利普斯虽然不是党员，也是极其靠近的。拉夫14岁时从俄国移民美国，生活艰难，有时竟不得不在公园的长椅上睡觉，但他潜心攻读左派哲学和现代文学，极有造诣，且个性倔强，好斗善辩。这两人的配合非常默契，詹姆斯•法雷尔戏称他们为“形式与内容”。
《党派评论》创刊时受到美共的支持和资助，美共有意将它办成机关报《新群众》的文学版，但双方很快产生分歧，原因是对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看法不同。当时美国的激进文学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以埃德蒙•威尔逊为代表的一派主张维护文学的复杂性和独立性，以迈克尔•戈尔德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文学服从政治和组织的需要。
菲利普斯和拉夫对党让文学从属于政治目的感到很不舒服，反对这样的控制。他们倾向于威尔逊，认为简单化和口号化只会降低文学的标准，主张文学批评与政治分开，用文学的标准来评价文学，承认文学有独立于政治的价值，充分尊重文学的艺术性、独特性和复杂性。特里林对德莱塞和詹姆斯的比较就很有代表性，他认为虽然德莱塞的小说政治上更正确，但也更简单，相比之下文学价值不如詹姆斯。詹姆斯的小说更像文学，更丰富精微。
菲利普斯和拉夫欣赏欧洲文学传统，特别是现代派文学，如卡夫卡、乔伊斯、托马斯•曼和普鲁斯特。他们认为现代派作品反映了现代生活的复杂和异化，是对存在的深刻思考，表现了激进的现代意识，其艺术也是成熟精妙、富于实验创新的。美共的观点则认为现代派文学是资产阶级作品，这使他们感到美共只是把文学当作工具，不关心文学所表达的当代存在和意义，而且文学品味也太差。他们不能接受对优秀文学传统的否定，认为如果不能维持这个世界上最好、最深刻、最有意义有人性的价值，那么宣称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就失去了意义，这份遗产他们是一定要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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