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分歧还不仅仅在文学观念，菲利普斯和拉夫相信政治哲学的核心乃是道德准则。他们投身激进主义是因为他们认为它代表和表达了现代意识，如果忽略道德这个关键因素，本末倒置，只关心政治权力，就必然扭曲政治和人性。1935年，美共推行人民阵线策略后，几乎控制了所有的文化知识界，到处都是“同路人”。他俩认为，从文学上说这是一种媚俗的妥协，从政治上说则是利用他人为自己作宣传，是那种让人蒙在鼓里的操纵式控制，他们对美共一味听命于斯大林很不以为然。美共对他们的观点也早有觉察，将他们叫去汇报思想，批评他们说话太随便，告诫他们如果有异议，应该向组织汇报，而不是去向普通党员散布。他们还被怀疑是否在靠近托派或社会党。1936年，美共改变策略，抛弃约翰•里德俱乐部，扶植作协。在施加压力令《党派评论》悔改无效后，美共决定撤去对刊物的资助。

　　《党派评论》面临倒闭，菲利普斯和拉夫在困境前犹豫不决。左派激进政治是他们的生命，若与美共决裂就意味着改变整个生活方式，包括社会交往。而且美共在文化知识界有很大控制力，一旦公开对立，很有可能招来压力，将会找不到工作，发不了文章。就算刊物再办下去，也可能没人敢给他们写文章。事实证明，后来他们终于走出这一步时，党的机关报《工人日报》果然毫不留情地称他们为左派叛徒、帝国主义者、反动派和蛇，并且不让美共控制的单位雇佣他们。

　　但菲利普斯和拉夫考虑再三，最后还是选择了决裂，他们找到新的盟友和私人资助，要办一份新面孔的《党派评论》。小说家法雷尔是他们的政治向导，这时他已是全国闻名的作家，也是主张自由思想的左派。他觉得独立办刊可以更诚实，有更大的自由度，也会吸引更好的撰稿人。胡克是他们的理论家，他是杜威的学生，纽约大学哲学教授。他致力于将杜威的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他的《理解卡尔•马克思》一书是当时美国左派的必读书。正是在他的影响下，这个群体中的许多人归依了马克思主义。但胡克理解的马克思也许和美共的理解不尽相同，他对美共意识形态的僵化感到反感沮丧。当他被要求为苏联当间谍时，他的忍耐终于到了尽头。《工人日报》编辑杜比和耶鲁大学的麦克唐纳更是直接进入编辑部工作，还有艺术家乔治•莫里斯是他们的经济赞助人，未来的女作家玛丽•麦卡锡是戏剧评论员，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也从芝加哥寄来稿件表示支持。纽约知识分子圈就在此时正式形成，新人马个个有棱有角，个性张扬，文采斐然，对信念极度认真。

　　当1938年12月《党派评论》复刊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份没有任何组织联系的独立激进刊物，突出体现了政治和文化上的双重先锋派。刊物内容涉及历史、思想、文学、艺术等各个文化领域，正如麦克唐纳给托洛茨基的信中所言，刊物关注的更多是文化而不是政治。给他们撰文的名家包括威尔逊、特里林、纪德、奥威尔、托洛茨基、奥顿、叶茨等，再加上他们自己锋芒毕露的社论批评，使这本杂志赢得激进青年的衷心拜读。出生于1920年的克里斯托后来回忆道，《党派评论》当时对他来说是很高深的，有时要读五遍才能透彻理解，但觉得这是一种思想训练，比大学教育强多了。出生于1933年的苏珊•桑塔格也还记得，她在少女时代的最大梦想就是长大后去纽约，为《党派评论》写文章，拥有五千个读者。

　　《党派评论》之所以能办成美国最著名的杂志之一，正是因为在它周围聚集了这么一批反斯大林主义的左派知识精英。这群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和美共之前，已经有了自己的思想准则，所以当他们发现彼此不协调时，他们更忠于自己原来的理想。他们在政治上不能接受斯大林的一系列做法，包括莫斯科审判、苏德条约和谋杀托洛茨基，在文学上他们不能接受文学隶属于政治的做法。他们意识到，自己视为生命的独立思考和有组织的激进主义是相互冲突的，他们不仅丝毫影响不了组织，反而会被视为异端而遭排斥。但他们选择了思想独立，虽九死而不悔。他们曾经很想得到托洛茨基的支持，但当他以领袖的姿态提出要领导他们、将他们纳入他第四国际的轨道时，他们还是断然拒绝了他。他们不想成为任何组织的附庸或工具，哪怕托洛茨基指责他们不跟他走就不是真正的革命家。

　　与此同时，希特勒的屠犹和法西斯的猖獗也使他们认识到美国在抗衡纳粹上的作用，总之，推力和拉力的双重作用使他们在二战前后大多接受了美国体制，从独立的激进主义者转变为反共的自由主义者。他们的改变是因为他们的目标已经达到，美国早已不排犹，已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在现代派文学和反对斯大林上更无分歧存在。纽约知识分子终于汇入美国主流社会，一个个成为权威名流，美国体制化敌为友的吸纳能力实在令人惊奇。

　　纽约知识分子所?表的老左派和1960年代的新左派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首先，纽约知识分子都是极其严肃的思考者，凭着深厚的学理背景，从事富于激情的思想探索。对他们来说，思想重于一切。他们几乎个个都是笔杆子、辩论家，他们中涌现出大批一流作家和一流作品，极大地丰富了美国当代的文学文化。他们密切注视政治形势的变化，随时做出判断，并修正自己的观点。正是在这种不断反思的过程中，他们的立场一次次地改变，因为他们是不会让自己的行为找不到合理的解释的。在险象环生的处境中，难得的是，他们“一生都在修正其政治信念，却从未丧失信念本身”。

　　相比之下，新左派更重视行动，几乎没有产生自己的理论家。他们大多说不出太多的理论，甚至不能周详地表述自己的观点，如他们提出的“总拒绝”（total rejection）到底是什么意思，没几个人能确切说明。他们没有耐心去分析事实，也不分析理论，更少作深刻反省，总是情绪激昂，不顾后果地急于行动，这些大街上的激进派崇尚的是跟着感觉走。

　　第二，纽约知识分子不仅认同西方文明和文学传统，而且将之视为标准。他们反对种族主义、地方主义，提倡世界主义、普世价值，力求消除种族偏见，希望人类融为一体。新左派则对西方文明本身持有异议，甚至抱有敌意。他们以第三世界和少数族裔为口号，目的也是对抗西方文明。他们的多元文化主义提倡各种文化的同等价值，唯独贬低西方文化。

　　老左派最后得到美国社会的承认和尊重，虽然他们大多没有博士学位，却由于著作等身而受聘于大学执教。他们以前没有反对过大学，在进入大学后也认同其文化。新左派从反对大学起家，最后却也安身于大学，但他们不是与之认同，而是要按他们的观念来改造之。

　　第三，纽约知识分子和美国制度认同。他们年轻时的激进并不专门针对美国，毕竟他们是投奔美国而来的移民，他们只是根本不了解美国，是无根的世界主义者，一心想超越自己狭隘的犹太背景，所以日后与美国体制认同也在情理之中。1952年，他们举办了一个“吾国吾文化”研讨会，重新认识二战前的欧洲意识形态，强调文化自由，确认自由民主与一党专政水火不容。他们从激进青年开始，最终抛弃天真，认识到政治和人性的复杂性，并坦诚地承认这一点。他们没有因此变得愤世嫉俗，而是更加谨慎和智慧了。

　　新左派具有强烈的反美情绪，越战后更是越演越烈，一直延续至今，虽然他们不会舍弃美国去流亡。如果说老左派从激进政治开始而变得越来越非政治化，那么新左派正相反，一开始似乎不那么政治化，但变得日趋政治化，并且专注于政治权力，而不是思想和真理。

　　可以想象，当老左派终于与现存秩序认同时，却意外地目睹了新左派的爆发。他们的心情首先是疑惑不解，他们不可理解年轻人的反叛激情从何而来，因为当年刺激他们激进的因素对新左派来说一个也不存在。在他们看来，这是愚蠢的乌托邦的老调重弹。新左派呢，虽然并不了解老左派的思想历程，却认定他们是失败主义者，丝毫也不想去了解他们的转化过程，或从中吸取点什么。看来，一代人的经验是无法传递给下一代的，每代人都必须自己付出代价去学习。

　　新老左派之间虽然也有个别传承，如米尔斯和戈德曼，但总的来说是关系紧张。纽约知识分子是艰苦地自我奋斗的一代，新左派是迷失在丰裕中的一代，彼此的经历和看法根本谈不到一起，连争辩的前提都没有，相互无法理解，乃至彼此敌视。欧文•豪是老左派中最坚持左派立场的，但连他也无法容忍新左派的极端。有一次他在斯坦福大学被一群抗议的学生所逼，他们攻击他缺乏激进主义，豪对他们的狂妄无知感到忍无可忍，冲动之下，他盯着其中的一个吼道：“你知道你最后会成为什么吗？一个牙医!”——年轻人总觉得他们能翻天覆地改造世界，但最后只是被世界所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