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旧制度来说，它是颠覆性的。然而颠覆早在18年前就开始了。陈春先点燃的那团星星之火，现在就要烧遍整个国家。“民营科技企业”不仅成了媒体刻意追捧的对象，而且还是官员们表明自己政治倾向和行政水平的标志。贾庆林说了一句，“要把鼓励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当成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他属下的那些官员便赶忙呈上一份报告，告诉这位还不太了解中关村的新书记，“中国最早的民营科技企业”就是出现在北京的。而现在，这个城市已有11847家这样的企业，有20多万人在这里工作。这让贾庆林大喜过望：“要帮助民营科技企业解决困难和问题。”

民营企业的所有者们听了这话，嘴上高兴，心里还在嘀咕。他们说只要党的报纸不再把他们打入另册、政府官员不再对他们百般挑剔，那就谢天谢地。这可不是不识抬举，乱发牢骚。此前很多事实都在证明，民营经济是被列在另册的。几乎所有官员都认定它是一个占有社会资源，带来无穷麻烦的祸根。而现在，这些事都被当做反面教材，人们说起来就像是在控诉旧社会。

民营企业主已经不是“敌人”了，但是还在争取成为“国民”。这局面要拿今天的眼光来看，真是奇特，可是在那个年代，政府方针的潜在逻辑就是这样。好多有权有势有影响的人物，只不过主张把私营企业主当做“国民”，就像是个“青天大老爷”一样受到民间拥戴。其中有个名叫萧灼基的人最为有名。这位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党的新理论是个“网开一面”的产物，很不牢靠，所以对一位记者大谈了一番“修宪”的必要。“国家宪法应当明确保护私有财产。”他说。这句话在用友公司总裁王文京听来，恰如久旱的禾苗遇到一场甘霖从天而降。我们已经提到过，王文京的事业，就是由10年前的那一次“修宪”鼓动起来的。

自从1988年开创中关村第一家纯粹的私营企业，10年来王文京已经建立起一个年销售2亿元的软件王国，还将在下一个10年引领中国企业全面超越外国企业，占领财务软件市场的大部分份额。以驾驭政治和法律的细微变化、剑走偏锋的本领来论，这完全是王文京个人的辉煌成就。1988年当所有人都在争戴一顶“红帽子”时，他别出心裁地为自己挑了一顶“黑帽子”。1994年当他的合作者苏启强对公司失去信心时，他自己掏出几千万元把苏抛下的股票全部购进，以确保他个人对公司的控制权，同时也避免任何人来把他的公司染上红色。在那之前的几个月，中关村爆发了第一次“财务软件大战”，至少有20家公司卷入其中，由于北京之外的地方几乎没有像样的软件行业，所以这场“战争”也可以说是一场全国性的“战争”，结局是王文京名利双收。他的用友公司拿下全国财务软件市场40%的份额，还得到“试验区优秀企业”和“拳头产品”两块招牌。直到今天，这都是中国软件产业史上由私营企业写下的最辉煌的篇章。

媒体吹嘘他的“英雄事迹”，政府给他颁发奖状，请他在大庭广众面前发表演说。而他始终做出一副腼腆模样，不是躲在人家身后，就是钻进那辆最低配置的“雪佛兰”轿车，逃之夭夭。1995年他在上地购置一块土地，兴建“用友大厦”，成为这个信息产业基地的第一笔私人资本。他刻意把这件事的本质掩盖起来，却对采访他的两位记者大谈，“在党的生日之前，用友公司党支部接收广告主管夏冰同志为中共预备党员”。还添油加醋地说：“这是试验区私营企业中第一个被批准入党的新党员。”这些事情全都表明，此人拥有超越常人的眼光和谋略，大智若愚。他利用了当时中国人还没想明白的民族性格中的好些方面：老一套价值观念声誉扫地、争论不休却并不追求结论、民众普遍希望富裕的心理、全社会的实用主义倾向、中国式的老辣、中庸、给失败者一个体面的台阶。随着公司壮大，这一切渐渐成了历史的陈迹。到今天，只是当他想要向后代讲述“我们曾有那样一个年代”时，才会有用。

1998年春天，王文京和他周围那些最亲密的合作者得出结论，头上那片意识形态的阴霾已经散去，他清晰地感受到社会的冲动，觉得没有必要再韬光养晦。上地的那座大厦已经建成了，用紫色花岗岩和大理石筑成底座，外饰银色的玻璃幕墙，借助于太阳的光芒，让人在老远的地方就能看见。大厦如此张扬，其实并不符合王文京的性格，可是我们如果考虑到他的被压抑了整整10年的愿望和激情，就不会对此惊讶。大厦当时可供500个工程师同时在里面工作，几经扩张，如今能够装下1200人。王文京本人在顶层有个巨大的套间。房间中央摆着他的加长老板台，被兰花、橡树和奖杯环绕着。墙上是他喜欢的条幅：“大智世人用，至诚天下友”。背后有他喜欢的照片，尺寸巨大。其中一幅是他和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合影，另外一幅是公司全体员工，总计700人，个个笑容灿烂，满怀期待地从镜框里望着他。

王文京当时34岁，是个外表圆润、慈眉善目、没有棱角的人。他?生在江西上饶的一个农民家庭，家乡是个风景优美、贫困闭塞的地方。在王文京的故事广为流传之前，那里发生的最著名的事件，就是40年代国民党政府开辟的一个专门关押共产党员的集中营。就像刘迎建一样，从90年代后期，王文京也成了中国计算机软件事业的杰出代表。刘迎建是借助于国家资源成长起来的，但是他的追随者都是普通民众；王文京无论财产关系还是技术源头，都代表了民间的力量，但他的用户十之八九都是“公家客”。那时候全中国的软件业已经超过100亿元，这其中的60%集中在中关村，应当说基本是这两个人的成就。他们都是本领高强的市场入侵者。当然他们的对手也是一样，刘迎建的对手是跨国公司，而王文京遭遇的却是一场地道的“内战”。

“从市场动向来看，”有个名叫许正文的人在《试验区报》上写道，“1997年中国财务软件产业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大转折期’。”4年前的那场大战之后没过多久，财务软件行业便又蠢蠢欲动。由于这一行业的技术门槛不很高关于财务软件的技术含量，王文京曾对本书作者这样陈述：财务软件在技术上的门槛不是特别高。它的门槛在于运用。就是说，它不是那种纯技术，而是怎么对一个企业的财务系统分析设计规划，它主要的作用是管理技术，是把软件应用于财务管理的过程中。为什么外国公司在这个领域里打不过中国公司？因为中国的财务管理特色特别明显，非常微妙。就是说它有本地化的特性。我们现在的财务软件是“标准化”、“行业化”、“个性化”的结合，所谓的“标准化”，就是全世界的企业都一样；“行业化”是这个行业遵循的规则；个性化是单个企业的特征。在我们的管理系统中，它们分别站70%、20%、10%。，所以那些小公司都不甘心“用友”一家独大。到了1997年，全中国有超过70家公司涉足财务软件的开发，它们包揽了市场上37个产品中的34个，在全国45亿市场销售总额中占有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