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永基干完这件事，回到家里，静待命运之神降临。就这样挨了两天，他接到日本三井公司的电话。这是四通在商业上的合作伙伴，现在请他到香港去见面。他顺利到达香港，三井公司的老板迎在那里。
此后五天，他住在酒店，闭门不出。无论对他本人还是对四通来说，这都是相当关键的五天。就像我们在前面叙述的，这时候他的脑子里全是与众不同的念头。走出房间时，段告诉他的日本朋友，打算回北京去。

段永基回到中关村。四通那时就在白颐路和四环路的交叉口上，这地方如今矗立着科贸电子大厦。当时大厦还没盖起来，只有一栋二层楼房。楼上是联想，楼下是四通。两家公司俨然成了生意场上的竞争者，还曾经为了抢占门前一块广告牌大打出手。可现在，柳传志去找段永基，请来一道吃饭，表达自己对四通的敬意，又说：“这是中关村的一面旗帜，我们不愿意它倒下。”

说来真是奇怪，就算是完全不同的人，有时候也会依靠在一起。白颐路上无论是喜欢四通的还是讨厌四通的，没人愿意它垮台。就像胡昭广和柳传志不约而同地说过的，它是“一面旗帜”。当时这个举旗的人似乎非段永基莫属，因此当他被带到公安部门接受调查的时候，人们都预感到这面“旗帜”要倒了。

段永基晚上接受询问，白天却回到公司主掌局面。这真是中国司法史上奇特的一幕。那些天，但凡公司里有人问候，他就强作笑颜，连说：“很好啊！很好啊！”

他的笑容越来越自然，因为他预感到自己就要从这场以命相博的赌局中得彩了。由于临危不惧，自投罗网，百般周旋，他居然占了上风，进而成为中关村最富盛名的企业家。7月19日，四通董事会举行特别会议，罢免万润南的董事长职务。沈国钧被任命为董事长代总裁。段永基是个副总经理。他的全面执掌四通，还要等到一年以后。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成为公司的事实上的旗帜。员工们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不是由于他的经营管理之道，而是因为他在危难时刻没有撇下公司。他当时声称有办法力挽狂澜，拯救公司，现在也被证明不是吹牛。他的办法说来简单。想当初他颇有先见之明地把那些“2401打字机”囤积在玉泉山下，现在就像变戏法似的拿将出来，换回现金，来给员工发工资。

段永基凭着勇气、智慧、以及几分赌徒心机，总算化险为夷。然而从保存下来的文件和其他当事者的陈述可以看出，如果政府当真拿他开刀，他就不可能度过这个难关。作为试验区办公室主任，胡昭广那时候义不容辞地成为清查组组长，诸如段永基这样的人，都是他的目标。当时白颐路上的公司领导者都对这位胡主任抱着戒心。不过，胡昭广对段永基却没有敌意。事实上他对段永基和警察之间的“秘密”了如指掌，还知道“警察对他不错，天天给他西瓜吃”。他对这一切都佯装不知，只一个劲儿对警察说：“人家从香港回来了。要是有大问题，能回来吗？”

胡昭广还找到一次机会向市委书记李锡铭禀报。他抱怨道，各方面的指责“铺天盖地的，就是要把开发区灭掉的感觉”，让他这个主任“面临巨大压力”。这促使那位书记不能不考虑这件事。显然是决心挽狂澜于既倒，也为自己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治形象，他督促属下那些高级官员讨论这个问题。会议从下午2点直到晚上7点，他们每个人都说了话。胡昭广在一旁恭听，他发现李锡铭连厕所都顾不上去，一直在苦思冥想。到最后，胡昭广终于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万润南是万润南，四通是四通。”李锡铭说，“四通还要办下去。”

胡昭广如释重负，当即把这消息告诉同事，好让李书记的话在一夜之间传遍中关村。“这是他的原话，”胡昭广逢人就说，“对，原话。”我们在保留下来的会议记录中，并没有看到这句话，但却倾向于认为它不是胡昭广的杜撰，而是真的。因为这是中关村里传得最迅速也最为久远的一句话了。李锡铭也从来没有出来否认。直到今天，人们还是念念不忘。另外一个身临其境名叫王思红的人说：“这一句话就把四通解放了。”而四通公司的确是从这一天开始重新运转起来的，段永基也是在此后不久便被释放回家。有意思的是，这时候胡昭广主持的对四通的调查还没开始呢。他先得到市委书记的令箭，然后又去四通公司召开大会。“市领导说啦”，他对着一屋子张口结舌的人说，“四通还要办下去”。

现在到了这个故事的最后的、也是最富有深意的部分。社会舆论纷纷倒戈，政府中的某些官员表现了坚定的团结精神。他们成了中关村的潜在的支持力量。这些官员在袒护什么吗？不是段永基，甚至也不是四通。他们显然是要保住中关村。这在此前和此后都有无数例证，即使在当时，也由胡昭广很明确地说了出来：“如果四通被灭掉了，试验区就一定完蛋。”

“四通有那么大意义吗？”有个记者将信将疑地问。

“有！”他断然说，“因为四通是‘四自’的?帜。”

1990年，中国经济的萎靡不振已经进入第二年。社会需求被抑制了，物价下降了，老百姓不再争挤兑银行、抢购粮食。不过，市场上的东西却又卖不出去了。市场“疲软”了，工厂里的机器也就跟着“疲软”，整个国家的工业甚至还出现负增长，也就是下降了。所以邓小平不觉得这是“比较好的成绩”，反而抱怨：“和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这叫滑坡了”。出现这么多始料未及的事情，不要说老百姓，就连那些永远有理的经济学家们，也不知道该怎样出来打圆场。

原因何在？1990年中国社会面临的经济问题和技术问题，其实都是政治问题。一些人在意识形态方面显然存在急速地向“左”转的倾向。过去10年建立起来的所有东西——改革开放的观念、经济第一的观念、市场的观念、利润的观念、经济多元化的观念、人的价值的观念、需要一个中产阶级的观念，似乎全都推倒重来。甚至“80年代的改革开放究竟是在拯救中国还是危害中国”这样的问题，也成了当时人们意见分歧的焦点所在。中国人在整个80年代如火如荼地改革了一场，共产党执政几十年没有解决的吃饭问题，这就解决了，举世为之惊叹。此外还有深圳特区和珠海特区、还有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崛起，还有沿海14个对外开放的城市，还有北京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可是，按照那时候有些报纸上的说法，这些成就全都值得怀疑了。

历史学家总是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他们不相信历史长河中会重复出现同样的情景。但是历史如果真的重复起来，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比如我们身处1990年的中国，就会禁不住回想60年代和70年代。很多话，比如“阶级斗争”，比如“资产阶级的温床”，就是似曾相识的。10年以来活跃万分的那些媒体，现在一如既往地活跃着，不过，说出来的话不一样了。那时候，它们大张旗鼓地主张解放思想，冲破禁区。现在，它们剑拔弩张地批评改革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