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燕静是个天生的冒险家。除了更加肆无忌惮、大张旗鼓，应当说她并不比无数逍遥法外的走私者更坏。她在检察官面前一直坚持说，公司的走私情节都是下级人员所为，而她本人并不知情。但是从她一贯的强势领导作风来看，她是不可能对属下失控的。她的下级也不会在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把她蒙在鼓里。当时负责此案的检察官出示的证据，也表明金燕静在说谎根据判决书的陈述，这些物证包括：企业合同、政府批文、介绍信、向海关人员行贿的报销单据、库房发货清单、假发票、调汇账目、照片、货物记账单、进口报关单、警察查扣的走私货物现场照片、购入商品清单、北京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鉴定结论、海关笔录、汇款单、传真、董事会纪要、金燕静的日记信函，以及至少35个证人的证言。。这检察官名叫李天裕，一向有“铁骨柔情”的美誉，不过他在金燕静一案中表现出来的只有铁面无私，这让金燕静再也无法辩白。到了1992年1月19日，区委书记沈仁道终于承认金燕静的案子再也没有回旋余地，只好批准属下清理金燕静还有什么荣誉称号，“如有，按程序办撤销手续”。

金燕静和她的公司就这样失去往日的一切辉煌。

中关村因此一案在道德和法律方面蒙羞，甚至还牵涉到政治的清白，这让政府极为尴尬。有消息说，海关缉私处的调查已经扩展到更大范围，至少又抓到四通公司、东方科仪公司和高立电脑软件公司的三桩案件。这让当地气氛更加紧张。官员们深知中关村很多企业屁股上都不干净，倘若穷追不舍，就有可能让一个信通的悲剧变成整个中关村的悲剧。用当时海淀区委书记沈仁道的话来说，“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
不安的气氛很快逼近台基厂大街一号，于是导致北京市委的一次意味深长的会议。会议在北京市委大楼225会议室召开，时在1992年1月10日。市委书记李锡铭一定是觉得事关重大，所以亲自主持。我们在当时的会议记录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官员们是如何寻找理由为中关村开脱，并且以“市委法纪联席会第39次会议”的名义发布决定：

试验区的工作带有试验的性质。这是改革的试验，也是法规的试验。不能把用于管理特区的办法不加区别地完全照搬到试验区来。对试验区的创业不能不管，但也不能管得太死，检查要适度。要研究新的办法，既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又保证它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

对当前试验区出现的“国内买断”等问题，要具体分析，划清界限：对国内配套无法解决、需要购置进口关键零部件用于开发企业自己的高科技产品，采取“国内买断”的做法，不能作为违规问题对待；对有意购买走私物品直接用于倒卖的，要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严肃查处“国内买断”是当时国内企业与走私者串联起来的一种方式。意思是，走私者负责将货物偷运入关，而国内的公司则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全部买断。这样，走私者不必承担国内销赃的风险，而国内的买家不必直接参与走私。。

为了更好地搞好开发试验区的工作，有利于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会议决定：目前在试验区进行检查的一些行政执法部门，要从企业中先撤出来，集中后，由海淀区领导尽快向检查组和各检查组上级主管领导，介绍情况，讨论研究适应试验区的执法执纪的政策性问题，提出初步意见，报市政府。

决定下达海关方面，立竿见影。2月26日，海关副关长王均银为此写了一信给北京市的两位副市长。信里报告，海关已按预定安排“撤回试验区的调查组”。对于正在调查的三起案件，王均银认定并不属于“国内买断”，而与纯粹的“走私行为”无异。尽管如此，海关还是决定网开一面，“对高立公司涉嫌的100多台微机，我关已启封让其销售，责成高立公司向委托人追索合法进口手续；对四通公司，我关又派人南下，尽快查出；东方科仪公司我关仅扣三台残缺微机，正常立案追查。”从这封信里还可以看出，海关官员的心情相当矛盾：“我们认为建立试验区的决策是正确的，实践证明试验区的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为保证试验区的健康发展，有如下几点建议：1，对于试验区的实际困难应由国家从宏观政策上给予解决，确应支持的从政策上给以放宽，开正路。2，由市政府与国家有关部门进一步商讨试验区的有关政策界限，以使具体执法部门便于执法。”

中关村通过政府文件、会议和小道传言，让人知道金燕静已无可救药。同时见好就收，宣布另外一个消息：海关不再继续追究“国内买断”问题。这是我们可以查阅到的、由政府决议来拐弯抹角地宽容走私行为的典型证据。白颐路上的公司放下心来，但是混乱依然不能幸免。中关村积累起来的问题是复杂的，已经深深地根植在开拓时代的企业中，而且企业越大越是出名，问题也就越是严重，直至发展成为尖锐的冲突，其中关键仍然在于“国内买断”。

我们此前已经叙述那桩1364万元的买卖令陈春先的华夏公司陷入一场官司。现在来说后面的故事。事情的表面看上去是一桩“合同纠纷”。中科院的器材供应站向华夏订购100套微机。等到华夏把全部货物准备齐全，供应站却坚持取消合同，其理由是这批产品的质量存在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