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的年代（3）
中国的新革命 作者：凌志军 2007-04-18 01:06
全中国都在传播着发财的欲望和浮躁。现在回过头来看，很难说是党的方针立竿见影，还是整个社会在推着党向前走，也许两种情况都是有的，互为因果。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人热衷于经商不是没有过，1984年有过一次，1987年是第二次，但是都被随之而来的政治运动和经济整顿打断了。现在，国务院把那些年颁发出来禁止人们经商的文件都找出来，不是废止，就是修改，有400多份。我们国家的行政机构叠床架屋，一向仰仗“红头文件”的逐级颁发，或疾或缓地运转。如今中南海风气即开，各地群起响应，几乎所有的禁令都被取消了。政府可以办公司，学校可以赢利，教师可以兼职，官员可以做买卖，倒卖紧俏物资的人可以合法地从中牟利。有个检查机关公开声明，对回扣、提成和兼职收入，将不追究法律责任。有个工商部门跟着宣布，谁要是想办公司，可以不必申请营业执照。税务官员从来都是锱铢计较的，现在也大方了，说是可以不交营业税。皮包公司在1988年还是“过街老鼠”呢，政府严令除恶务尽，现在，报纸上公开为它们喊怨，说“皮包公司是商业领域的润滑剂！”学者们也开始编纂新时代的理论，很快达成共识：“买空卖空”不是犯罪，是供求双方的“红娘”。
中关村的人们看到这局面，颓唐之气一扫而光，不仅柳传志在国务院的官员面前神气活现，而且胡昭广他们也激动得脸上放光。5月15日是个星期五，江泽民来到中关村。尽管中关村好多年来就是中南海桌上桌下的话题，连续几任党的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全都过问，但是党的最高领导者来到这里，却还是头一遭。那些等待好久的人们——李锡铭、陈希同、沈仁道、胡昭广、柳传志、段永基，眼看机不可失，一个接一个地在他耳边说：“开发区没花国家一分钱啊”、“这就是科技人员下海啊”、“真是了不起啊”。党的领袖被这一群人簇拥着，来到“电子一条街”，从南涌到北，又涌回来。他的笑容，他的眼光，他的举手投足，他在四通公司的展品前驻足观看，他在一架电子琴上奏出一首《大路歌》，都为这条大街增添光彩。这最后一个情节后来还被编成中关村的新故事，人人传诵。
这是在说电子琴？说《大路歌》？说这条街上的科技人员？还是在说试验区？没人知道。不过，这不重要。在中国，领袖亲临历来都是一种象征，而现在更有双重的含义。在中关村，这表明来自保守主义者的威胁从此寿终正寝。《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杜涌涛一定闻出此中味道，所以在他的文章中这样说：“视察决不是一般的视察，讲话也不是一般的讲话。”的确不一般。不然，这位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就不会当场做出决定：把中关村的模式推广到全国去；也不会在回到中南海的第二天便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准成立另外22个新技术开发区，把它们设立到全国各地；也不会在三个星期之后再次来到中关村，坐在中央党校的讲坛上，宣布他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统一全国的行动，进而把过去两年多来保守派营造的“反和平演变”的理论来个大逆转。
从这时起，全中国都不再讳言“市场经济”的好处和“计划经济”的害处，国家计委宣布“指令性计划指标将减少一半”，半死不活的私营企业重新活跃起来。记者纷纷跑到中关村来寻找新故事，这是在回应国务委员宋健的呼吁，“花些力气宣传一下民办科技企业家”。有个记者说：“当年陈春先等人点燃的星星之火，已经形成燎原之势。”还有个记者干脆把那些民间企业家和最杰出的科学家们相提并论，说他们“一样的高尚”。说“高尚”，有溢美之嫌；说“燎原之势”，倒是真的。民办科技企业在经过两年彷徨之后，陡然增长起来，到了1992年夏天，全国已有19万家，有40万人在为它工作，这中间有70%集中在北京。而北京的这些民办科技企业中，又有70%集中在中关村。
今天人们沿着中关村大街向北，穿过三环路、四环路，进入信息大道，走马观花一番，可以看到道路逐渐宽阔，楼宇忽然高大，边缘整齐，开阔豪迈，一草一木都是新气象。这片土地在1992年的火热形势中被政府圈起来，开工兴建。当时它只是一个有着800户农家名叫“上地”的村庄，被一片农田包围着，一条狭窄的马路弯弯曲曲地伸到这里，像根羊肠似的。而今天，它已成为信息产业基地，被并入中关村版图，成为其中最具感召力的一部分。
单就成长速度来看，这片土地可算是突然崛起的典范，和中关村的核心区域相比较，它的影响大不相同。核心区在漫长岁月里渐渐形成，它所遵循的顺序是，先建大学和研究机构，然后修建居民区，最后才是新公司从里面乱七八糟地生长出来。公司混杂在社区中间。社区淹没公司，而不是公司覆盖社区。在旧城里，由原住居民制定社区规则，形成道德标准和民间习俗。而在“上地”这样的新兴之地，创业的历史是由外来人的突然闯入开始的，他们毁灭当地人的村舍和良田，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开始。城市化的进程开始得晚，并不意味着它的步伐也会落后。事实上，在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上建设新城，要比改造一个历经千百年一砖一瓦建设起来的老城，更加容易，也更加便捷。这是整个国家城市扩张进程的通例。从中关村的特有环境来看，这块城市化进程较晚开始的地区，更有其独特之处：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政府行政力量的产物。
自从1988年试验区成立以来，“上地”堪称政府意志的第一个作品，也是由杰出和愚蠢共同绘就的伟大篇章。这一计划早在1990年就已悄悄展开。一群地方政府的官员认定，中南海为试验区划定的100平方公里疆界实在太小，因此试图制定一个扩张蓝图。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位名叫戴卫的处长奉命来到这里，在做了一番详细调查之后，主张将中关村的原有边界向这座城市的三个方向大举推进。他甚至亲手绘制一幅想像中的新版图，附在自己的雄心勃勃的报告后面，呈送上级。令人称奇的是，后来15年中关村的扩张步骤，基本上就是按照他的这幅蓝图推向四面八方，他本人也成为中关村管理委员会的主任。然而在当时的政治情势中，中关村的支持者们焦头烂额，自身难保，所以这一计划在长达12个月里被束之高阁。1991年，一批官员联合起来，试图在上地建造新社区。他们来自国家科委、北京市委和中国科学院，所以行动相当有力。北京市政府甚至不惜把“上地村”从版图上一笔勾销，把这块2600多亩原本属于农民的土地全部收归国有。到了这年10月，政府匆忙宣布要在这里建设“信息产业基地”，把它当做北京市的“第二号后劲工程”。
冬天接着就来了，气温很快降到零度以下。在这个城市，这不是个适于施工的季节，然而建设计划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运转起来。让人放心的是，当时无论官员、学者还是企业经营者，没人对此持有异议。自从“电子一条街”诞生以来，还没有哪一件事能够像“开发上地”一样得到如此一致的赞同。这样，中关村试验区的扩张计划，就在它成立40个月之后付诸实施了。到1992年3月26日，这片土地迎来第一批买家。为了迎接这一富有象征意义的时刻，政府把一大群记者请到香格里拉饭店，向他们宣布，这是北京市第一次公开出让土地使用权。
把“土地有偿出让”当做一个招牌向媒体兜售，最好地说明了，上地的早期开发在本质上是一场由政府主导的“圈地运动”。它所包含的特征——丈量土地、修路、输电、供水、移民、摧毁原有的一切、输入资本和技术、营造新产业，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基本内容，一直持续到今天。
中关村的人们看到这局面，颓唐之气一扫而光，不仅柳传志在国务院的官员面前神气活现，而且胡昭广他们也激动得脸上放光。5月15日是个星期五，江泽民来到中关村。尽管中关村好多年来就是中南海桌上桌下的话题，连续几任党的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全都过问，但是党的最高领导者来到这里，却还是头一遭。那些等待好久的人们——李锡铭、陈希同、沈仁道、胡昭广、柳传志、段永基，眼看机不可失，一个接一个地在他耳边说：“开发区没花国家一分钱啊”、“这就是科技人员下海啊”、“真是了不起啊”。党的领袖被这一群人簇拥着，来到“电子一条街”，从南涌到北，又涌回来。他的笑容，他的眼光，他的举手投足，他在四通公司的展品前驻足观看，他在一架电子琴上奏出一首《大路歌》，都为这条大街增添光彩。这最后一个情节后来还被编成中关村的新故事，人人传诵。
这是在说电子琴？说《大路歌》？说这条街上的科技人员？还是在说试验区？没人知道。不过，这不重要。在中国，领袖亲临历来都是一种象征，而现在更有双重的含义。在中关村，这表明来自保守主义者的威胁从此寿终正寝。《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杜涌涛一定闻出此中味道，所以在他的文章中这样说：“视察决不是一般的视察，讲话也不是一般的讲话。”的确不一般。不然，这位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就不会当场做出决定：把中关村的模式推广到全国去；也不会在回到中南海的第二天便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准成立另外22个新技术开发区，把它们设立到全国各地；也不会在三个星期之后再次来到中关村，坐在中央党校的讲坛上，宣布他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统一全国的行动，进而把过去两年多来保守派营造的“反和平演变”的理论来个大逆转。
从这时起，全中国都不再讳言“市场经济”的好处和“计划经济”的害处，国家计委宣布“指令性计划指标将减少一半”，半死不活的私营企业重新活跃起来。记者纷纷跑到中关村来寻找新故事，这是在回应国务委员宋健的呼吁，“花些力气宣传一下民办科技企业家”。有个记者说：“当年陈春先等人点燃的星星之火，已经形成燎原之势。”还有个记者干脆把那些民间企业家和最杰出的科学家们相提并论，说他们“一样的高尚”。说“高尚”，有溢美之嫌；说“燎原之势”，倒是真的。民办科技企业在经过两年彷徨之后，陡然增长起来，到了1992年夏天，全国已有19万家，有40万人在为它工作，这中间有70%集中在北京。而北京的这些民办科技企业中，又有70%集中在中关村。
今天人们沿着中关村大街向北，穿过三环路、四环路，进入信息大道，走马观花一番，可以看到道路逐渐宽阔，楼宇忽然高大，边缘整齐，开阔豪迈，一草一木都是新气象。这片土地在1992年的火热形势中被政府圈起来，开工兴建。当时它只是一个有着800户农家名叫“上地”的村庄，被一片农田包围着，一条狭窄的马路弯弯曲曲地伸到这里，像根羊肠似的。而今天，它已成为信息产业基地，被并入中关村版图，成为其中最具感召力的一部分。
单就成长速度来看，这片土地可算是突然崛起的典范，和中关村的核心区域相比较，它的影响大不相同。核心区在漫长岁月里渐渐形成，它所遵循的顺序是，先建大学和研究机构，然后修建居民区，最后才是新公司从里面乱七八糟地生长出来。公司混杂在社区中间。社区淹没公司，而不是公司覆盖社区。在旧城里，由原住居民制定社区规则，形成道德标准和民间习俗。而在“上地”这样的新兴之地，创业的历史是由外来人的突然闯入开始的，他们毁灭当地人的村舍和良田，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开始。城市化的进程开始得晚，并不意味着它的步伐也会落后。事实上，在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上建设新城，要比改造一个历经千百年一砖一瓦建设起来的老城，更加容易，也更加便捷。这是整个国家城市扩张进程的通例。从中关村的特有环境来看，这块城市化进程较晚开始的地区，更有其独特之处：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政府行政力量的产物。
自从1988年试验区成立以来，“上地”堪称政府意志的第一个作品，也是由杰出和愚蠢共同绘就的伟大篇章。这一计划早在1990年就已悄悄展开。一群地方政府的官员认定，中南海为试验区划定的100平方公里疆界实在太小，因此试图制定一个扩张蓝图。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位名叫戴卫的处长奉命来到这里，在做了一番详细调查之后，主张将中关村的原有边界向这座城市的三个方向大举推进。他甚至亲手绘制一幅想像中的新版图，附在自己的雄心勃勃的报告后面，呈送上级。令人称奇的是，后来15年中关村的扩张步骤，基本上就是按照他的这幅蓝图推向四面八方，他本人也成为中关村管理委员会的主任。然而在当时的政治情势中，中关村的支持者们焦头烂额，自身难保，所以这一计划在长达12个月里被束之高阁。1991年，一批官员联合起来，试图在上地建造新社区。他们来自国家科委、北京市委和中国科学院，所以行动相当有力。北京市政府甚至不惜把“上地村”从版图上一笔勾销，把这块2600多亩原本属于农民的土地全部收归国有。到了这年10月，政府匆忙宣布要在这里建设“信息产业基地”，把它当做北京市的“第二号后劲工程”。
冬天接着就来了，气温很快降到零度以下。在这个城市，这不是个适于施工的季节，然而建设计划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运转起来。让人放心的是，当时无论官员、学者还是企业经营者，没人对此持有异议。自从“电子一条街”诞生以来，还没有哪一件事能够像“开发上地”一样得到如此一致的赞同。这样，中关村试验区的扩张计划，就在它成立40个月之后付诸实施了。到1992年3月26日，这片土地迎来第一批买家。为了迎接这一富有象征意义的时刻，政府把一大群记者请到香格里拉饭店，向他们宣布，这是北京市第一次公开出让土地使用权。
把“土地有偿出让”当做一个招牌向媒体兜售，最好地说明了，上地的早期开发在本质上是一场由政府主导的“圈地运动”。它所包含的特征——丈量土地、修路、输电、供水、移民、摧毁原有的一切、输入资本和技术、营造新产业，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基本内容，一直持续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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