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的年代（4）
中国的新革命 作者：凌志军 2007-04-18 01:07
为了弄懂中关村在此后10年的扩张进程，我们必须研究一下这场“圈地运动”的由来和影响。就我们国家的历史来看，土地的买卖既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农民由于贫困而将土地转卖他人，这一过程经由漫长岁月造成阶级分化，乃至严重的社会冲突。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道路上，也正是利用失地农民的怨恨和贫困，才获得广泛支持。这在30年代被共产党表述为“打土豪，分田地”，在40年代又有“土地改革运动”，也即将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及至共产党夺取政权，立即颁布法令禁止土地买卖，然后又在一场全国性的运动中把农民的土地收归乡村集体所有，而将城市土地全部归属国家。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1988年，终于在一个“宪法修正案”中被改变。根据这一“修正”，土地所有权仍被禁止私有，不许买卖，但它却第一次允许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和出租。好多年来，在深圳和珠海这样的新兴城市，乡村干部一直都在偷偷地出卖他们名下的土地，由于利润巨大，甘冒违法风险。如今法律禁忌既开，土地买卖便在“转让使用权”的招牌之下日愈兴隆。依照当时国家税制，出让国有土地的收益，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以“四六比例”分配，而农村土地也必须先由政府收购之后才能转为他用。政府很快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财源，不免趋之若鹜，终于形成一场席卷全国的“圈地热”。
老实说，中关村并非这场运动的先行者，如果它对全国产生了更大影响，那也是因为它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一块“皇城根下”的土地以出卖方式易主，这中间的象征意义远甚于那些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当时这个城市的土地管理局局长名叫陈书栋。他坦率地对一位记者说：“我们一定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更多次。”这位局长成功地阻止了官员中流行的利用土地出让为政府牟利的主张，并力主把土地的收入全部用来建设基础设施。他在3月18日签发的一份报告指出，上地的“土地有偿出让”仍属“试点”，所以应当贯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胆子更大一些，敢于试点”的指示精神。他把报告呈送北京市三位副市长，张健民、张百发和陆宇澄，后面附有一套详细规则，主张将全部土地收入用于当地建设，又说它已获国家土地管理局的“一致意见”。然而他却没有提到，他的规则并不符合当时国家的财政制度，所以一经实行，立即和税务机关发生矛盾一家由政府创办的专门从事上地开发的公司，北京实创高科技发展总公司，在1992年7月21日提出一份报告，专辟一节说明“关于土地出让金收入全部上交财政问题”，淋漓尽致地描述了这种矛盾。报告说：按国务院《关于国有土地有偿出让收入管理的通知》和财政部颁发的实施暂行办法，依土地平均出让价每平方米800元和可出让地72万平方米测算，土地总收入为576亿元，即：1、交市土地局管理费每米150元，共108万元；上交区财政每米15970元，共115亿元；上交市财政每米38360元，共256亿元；上交财政部每米25520元，共162亿元。我们认为如果执行土地收入全部上交，应先拨给征地拆迁和开发用款，不然无法进行开发工作。对此我们建议，目前仍按市土地局拟定土地出让和转让收入全部留给公司作为补偿征地拆迁和开发建设用款。。
法律是慢慢改变的，当它改变之前，即使是某些执法者也常常会对越轨行为视若无睹，这在整个国家都是一种普遍现象。它的确激发了先行者的热情和想像力，并且给予他们更多空间和更多利益。与今天某些政府官员拼命抬高城市地价的行为截然不同，在上地开发的早期阶段，这位北京市国土局局长促成了事实上的低价土地政策，使那些先行进入的人能够获得政府补贴，并且在尚未付清土地转让金的情形下开展大规模建设。
现在，试验区终于开始“试验”了。对于那些除了满腔热血之外毫无经验的城里人来说，上地还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蛮荒之地，然而从这时起，情形不同了。巨大的财富会在转瞬之间涌进来，又在第二天早晨流出去。有个名叫王思红的人成了这场变化的主角。中关村历史上杰出的女性凤毛麟角，此人有幸成为其中一个。她本来是北京钢铁学院的一个失意教师，1988年中关村的一则招聘广告把她引来，通过一连串应聘程序，成了胡昭广的副手。1992年3月23日，在接到突如其来的一纸任命之后，她成了北京实创高科技发展总公司的总经理。政府匆匆忙忙把这个公司创办起来，名义上是“发展高科技”，其真实意图则是为了把上地以最快的速度卖出去，至少在最初是这样。
和中关村其他公司经理不同的是，王思红从一开始就代表政府。她很快得到5000万元的现金。政府把这笔钱交给她，说是“启动资金”。和中关村的那些寒酸的开拓者们相比，这实在是个大数目。她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呢。“我甚至无法想像，”她说，“5000万元是个什么概念。”
这位前政府官员就这样一?之间成了中关村最富有的女老板。但是当公司的会计人员把财务预算交给她时，她立即意识到，手上这笔钱充其量只是钓鱼杆上的一小块鱼饵。这些钱能做什么呢？设计人员告诉她，你要把农民搬出去，把地推平，还要修路、挖沟、下管子、埋电线、建造锅炉房，要把所有的公共设施建起来。这是她第一次听说“七通一平”这个词。“当时我就蒙了，”她这样说，觉得上了政府的当，因为摆在她面前的工程预算至少4倍于那笔“启动资金”。她刚刚把地扒开、放进管子，还没埋上呢，这点钱就花光了。于是她一边挖沟一边卖地，拿着买家的钱来埋管子。就像后来那些赚得脑满肠肥的土地开发商一样，王思红在那一年就已经发现，原来所谓“开发”，其实就是一个把玩土地的戏台子。这在当时有个好听的名词叫“滚动发展”，也有个不好听的说法叫“空手套白狼”。
上地的建设规划颇为类似旧时的“井田”。这一规划把大片土地切成方块，每块1万平方米，让道路纵横其间，可使每方土地濒临交通干线。这与其说是为了整齐划一，倒不如说是为了更便捷地出卖土地。当时这位总经理用主要精力去游说买家购进整方土地，如果有人声言只需少量土地，她便声明决不拆开零售。到了3月最后一周，她已经成功地售出8块，收回至少4800万元，眼看就要赶上政府当初的全部投资。这给上地带来一阵乐观气氛。为了吸引更多投资者，他们决定再接再厉，投资修建一条马路，南接白颐路，北达上地，取名信息大道，全长8公里。政府当日的会议纪要中还留着这样的记载，把这条马路“周遭逐步改造成为美国硅谷式的科技产业区”。
王思红就这样成了那一年中关村的最大刀阔斧的女人。她的激情、果敢和雷厉风行很快就被证明有了用武之地。这一年她做的事情真不少。她搬走324户农家，拆了1626平方米农宅，砍了4386棵树，挖了150座古墓，把812个乡下人改为城里人，把455个农民弄到城里去上班，还修了15条路、埋下30公里管道、建了一个供水场、一个供热厂、两路高压供电线路、一个变电站，以及一个拥有4万门的电话局。随着这些鼓舞人心的消息，企业经理们的热情也被挑唆起来。到1992年年底，至少有21家企业进入王思红的领地，买走了大约18%的土地。
这事很不容易。然而政府依靠自己的权力和资源进展迅速，让所有人感到兴奋，也成为媒体传诵的话题。只不过当时公众并不知道，王思红是在咬着牙做赔本买卖。因为她每开发一平方米土地就要花费855元，却转手以607元的平均价格把它卖出去。这局面就连她本人也感到忧心忡忡。有一次她把这笔赔本生意计算出来，报告上级。她一方面预计“亏损甚至周转不动的局面在所难免”，同时又表明，“地价太高不利于吸引高科技企业和好的项目进入基地”。大有意味的是，政府中没人指责她的“亏损”，她的“赔本难免”的逻辑很快得到上级支持。那时候政府为了追求心中目标，真是什么也不顾了。
老实说，中关村并非这场运动的先行者，如果它对全国产生了更大影响，那也是因为它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一块“皇城根下”的土地以出卖方式易主，这中间的象征意义远甚于那些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当时这个城市的土地管理局局长名叫陈书栋。他坦率地对一位记者说：“我们一定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更多次。”这位局长成功地阻止了官员中流行的利用土地出让为政府牟利的主张，并力主把土地的收入全部用来建设基础设施。他在3月18日签发的一份报告指出，上地的“土地有偿出让”仍属“试点”，所以应当贯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胆子更大一些，敢于试点”的指示精神。他把报告呈送北京市三位副市长，张健民、张百发和陆宇澄，后面附有一套详细规则，主张将全部土地收入用于当地建设，又说它已获国家土地管理局的“一致意见”。然而他却没有提到，他的规则并不符合当时国家的财政制度，所以一经实行，立即和税务机关发生矛盾一家由政府创办的专门从事上地开发的公司，北京实创高科技发展总公司，在1992年7月21日提出一份报告，专辟一节说明“关于土地出让金收入全部上交财政问题”，淋漓尽致地描述了这种矛盾。报告说：按国务院《关于国有土地有偿出让收入管理的通知》和财政部颁发的实施暂行办法，依土地平均出让价每平方米800元和可出让地72万平方米测算，土地总收入为576亿元，即：1、交市土地局管理费每米150元，共108万元；上交区财政每米15970元，共115亿元；上交市财政每米38360元，共256亿元；上交财政部每米25520元，共162亿元。我们认为如果执行土地收入全部上交，应先拨给征地拆迁和开发用款，不然无法进行开发工作。对此我们建议，目前仍按市土地局拟定土地出让和转让收入全部留给公司作为补偿征地拆迁和开发建设用款。。
法律是慢慢改变的，当它改变之前，即使是某些执法者也常常会对越轨行为视若无睹，这在整个国家都是一种普遍现象。它的确激发了先行者的热情和想像力，并且给予他们更多空间和更多利益。与今天某些政府官员拼命抬高城市地价的行为截然不同，在上地开发的早期阶段，这位北京市国土局局长促成了事实上的低价土地政策，使那些先行进入的人能够获得政府补贴，并且在尚未付清土地转让金的情形下开展大规模建设。
现在，试验区终于开始“试验”了。对于那些除了满腔热血之外毫无经验的城里人来说，上地还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蛮荒之地，然而从这时起，情形不同了。巨大的财富会在转瞬之间涌进来，又在第二天早晨流出去。有个名叫王思红的人成了这场变化的主角。中关村历史上杰出的女性凤毛麟角，此人有幸成为其中一个。她本来是北京钢铁学院的一个失意教师，1988年中关村的一则招聘广告把她引来，通过一连串应聘程序，成了胡昭广的副手。1992年3月23日，在接到突如其来的一纸任命之后，她成了北京实创高科技发展总公司的总经理。政府匆匆忙忙把这个公司创办起来，名义上是“发展高科技”，其真实意图则是为了把上地以最快的速度卖出去，至少在最初是这样。
和中关村其他公司经理不同的是，王思红从一开始就代表政府。她很快得到5000万元的现金。政府把这笔钱交给她，说是“启动资金”。和中关村的那些寒酸的开拓者们相比，这实在是个大数目。她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呢。“我甚至无法想像，”她说，“5000万元是个什么概念。”
这位前政府官员就这样一?之间成了中关村最富有的女老板。但是当公司的会计人员把财务预算交给她时，她立即意识到，手上这笔钱充其量只是钓鱼杆上的一小块鱼饵。这些钱能做什么呢？设计人员告诉她，你要把农民搬出去，把地推平，还要修路、挖沟、下管子、埋电线、建造锅炉房，要把所有的公共设施建起来。这是她第一次听说“七通一平”这个词。“当时我就蒙了，”她这样说，觉得上了政府的当，因为摆在她面前的工程预算至少4倍于那笔“启动资金”。她刚刚把地扒开、放进管子，还没埋上呢，这点钱就花光了。于是她一边挖沟一边卖地，拿着买家的钱来埋管子。就像后来那些赚得脑满肠肥的土地开发商一样，王思红在那一年就已经发现，原来所谓“开发”，其实就是一个把玩土地的戏台子。这在当时有个好听的名词叫“滚动发展”，也有个不好听的说法叫“空手套白狼”。
上地的建设规划颇为类似旧时的“井田”。这一规划把大片土地切成方块，每块1万平方米，让道路纵横其间，可使每方土地濒临交通干线。这与其说是为了整齐划一，倒不如说是为了更便捷地出卖土地。当时这位总经理用主要精力去游说买家购进整方土地，如果有人声言只需少量土地，她便声明决不拆开零售。到了3月最后一周，她已经成功地售出8块，收回至少4800万元，眼看就要赶上政府当初的全部投资。这给上地带来一阵乐观气氛。为了吸引更多投资者，他们决定再接再厉，投资修建一条马路，南接白颐路，北达上地，取名信息大道，全长8公里。政府当日的会议纪要中还留着这样的记载，把这条马路“周遭逐步改造成为美国硅谷式的科技产业区”。
王思红就这样成了那一年中关村的最大刀阔斧的女人。她的激情、果敢和雷厉风行很快就被证明有了用武之地。这一年她做的事情真不少。她搬走324户农家，拆了1626平方米农宅，砍了4386棵树，挖了150座古墓，把812个乡下人改为城里人，把455个农民弄到城里去上班，还修了15条路、埋下30公里管道、建了一个供水场、一个供热厂、两路高压供电线路、一个变电站，以及一个拥有4万门的电话局。随着这些鼓舞人心的消息，企业经理们的热情也被挑唆起来。到1992年年底，至少有21家企业进入王思红的领地，买走了大约18%的土地。
这事很不容易。然而政府依靠自己的权力和资源进展迅速，让所有人感到兴奋，也成为媒体传诵的话题。只不过当时公众并不知道，王思红是在咬着牙做赔本买卖。因为她每开发一平方米土地就要花费855元，却转手以607元的平均价格把它卖出去。这局面就连她本人也感到忧心忡忡。有一次她把这笔赔本生意计算出来，报告上级。她一方面预计“亏损甚至周转不动的局面在所难免”，同时又表明，“地价太高不利于吸引高科技企业和好的项目进入基地”。大有意味的是，政府中没人指责她的“亏损”，她的“赔本难免”的逻辑很快得到上级支持。那时候政府为了追求心中目标，真是什么也不顾了。
看过此书的网友也看过了
相关阅读
|
>>热点新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