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品牌！民族品牌！（2）
中国的新革命 作者：凌志军 2007-04-18 02:01
不用说，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当时段永基所谓“狼来了”、王选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柳传志所谓“伸出手感觉一下，风的劲头不小”，确实都有证据在手。一份官方“通报”上的每一个数据都在证明形势不妙：国内计算机行业的利润总额下降26%。规模最大的“长城”虽然保住市场份额，利润却减少53%。所有企业都遭遇同样的麻烦，因为激烈的竞争正在以降价的方式展开。这是此后绵绵不绝的价格大战的开端。战斗一开始就很残酷，微机的平均价格在一周里下跌了4000元。然而就算赔本甩卖，还是不成。根据中国计算机市场动态网办公室的报告，在1993年的最初两个月里，它们生产了8232台微机，却有16875台放在仓库里。到了5月，库存就增加到26851台。
中关村的警觉和激情被煽动起来，说成“一场可怕的恐慌”也不过分。街头巷议最多的话题就是“再不行动，市场要被台湾人抢光了”。然而他们很快就知道，窥伺中国大陆市场的不仅是中国的台湾人，还有美国人、日本人、新加坡人和韩国人。《科技之光报》有个记者名叫齐忠，这一年来到“电子一条街”上，结果发现，这里出售的电脑有98%是美国Compaq、IBM、AST和HP。此外，国外产品还占了50%的显示器、80%的复印机、90%的软件、90%的软磁盘、100%的打印机、100%的传真机、100%的硬盘、100%的主机板。看起来，整个中关村都被来自全世界的电子产品塞满了，就像1993年3月3日的《参考消息》说的，“国际电脑公司进军中关村”。这篇文章把窗户纸给捅破了，忧虑涌到表面。由于当时全国80%的计算机产品都是从这条街上捣腾出去的，所以也可以说，是国际电脑公司进军全中国。段永基把它转给国家科委主任宋健，还写了一封信说：“切切此情，期望引起您的注意。”现在，公司经理们手上不光是销售业绩了，还有《国家的政策环境》、《机电部给中央的报告中有关政策建议》、《我国计算机产业“八五”规划布局》、《市场环境与分析》、《本公司与同行业的比较》、《主要竞争对手的销售策略》。这些报告把他们和世界市场连接在一起。很多新观念都是产生在这时候。有“市场就是战场”和“与狼共舞”，有“薄利多销”和“销售为王”，还有“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卖方市场”与“买方市场”这两个词，一个是“紧缺时代”的产物，一个是“过剩时代”的产物，本来要到两年后才会流行全国，不过，在计算机市场上，转变现在就发生了。理由很简单，全世界的厂商都跑进来。中关村是个晴雨表。
有意思的是，中国计算机企业的艰难时世，同时也是计算机行业媒体的黄金时代。电脑业的激烈竞争刺激了媒体的发展，用广告养肥那些“IT论坛”上的先知先觉。1993年的中国，到处都在举办促销会、展览会、演示会、订货会、招标会，这是战斗的前沿阵地。中国的电脑厂商与跨国公司短兵相接，也开始接受西方的广告理念和策略，模仿着他们的样子雇佣专业代理人，与广告公司签约，还把大笔钱投放到产品广告上。广告成了迅速膨胀的行当。10年前，我们国家只有184家广告公司，现在有11044家，他们在1993年做了461746万元的生意，比10年前增长93倍。
中关村的公司也学会了这一套。他们在1992年把销售收入的15%拿来做广告。1993年这个数字又超过了2%。看到如此情形，媒体个个喜笑颜开，乘机而上。《中国计算机报》把自己的版面从32块增加到了64块。《计算机世界》每期128版。诸如《解放日报》、《新民晚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这样的报纸，本来和电脑不搭边儿，也纷纷创办电脑专版，那时候媒体的地位比今天高，声誉也比今天好，媒体广告人员在企业面前还能挺直腰杆，个个都像官员一样耀武扬威，因为刊登广告的企业在门口排着队。
做广告就像买东西，也要讲究物有所值。按照这一年对于“微机市场广告收看效果”的一项调查：综合类报纸的广告为30%；专业报刊为33%；电视广告最高，达到48%。所以电视广告的价格也最贵。尽管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标王”还要等到两年以后才能产生，但是广告费的大幅提升，却是从1993年开始的。他们在3月1日把广告提价20%，在7月1日又提高了25%。广告部主任谭希松振振有辞地说，“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按价值规律办事”。那些精明的企业老板也真信这一套，这中间有联想，也有方正。它们把大把钱花在晚上“天气预报”前后的黄金时段。购买黄金时段以秒计算：“片头5秒”每秒3836元；“片尾5秒”每秒3068元；19点的“报时钟5秒”便宜些，每秒也要1315元。
计算机广告出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出现在普通人的家庭，每分每秒都是钱。如果你要在北京建国门大街竖起一块路边广告，每天必须付款602元7角3分。你要在那一年召开的第七届全国运动会上做个一分钟广告，就要付7万元。在北京电视台的一个节目挂上你的品牌，也要10万元。不过，北京之外那些城市的电视广告还没把价格抬起来，其中10个省城电视广告的平均价格，每秒钟33元3角3分，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告还便宜——后者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前广告是每秒钟38元9角3分。
尽管如此不惜血本，可是到了1993年将要结束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长城、联想、浪潮、东海，甚至还有国务院机电部——全都意识到，在这第一轮的市场较量中，他们输了。外国微机每战必胜，国产微机步步退却。这一点就连那些报刊编辑也意识到了，他们每天都在刊登那些让人紧张的新闻标题，诸如：
外商活动频繁竞相瓜分中国计算机市场
国际电脑公司大举进军中关村
洋电脑船坚炮利围剿土著公司
国家如袖手旁观，开发区将成“多米诺骨牌”。
局外人看了这些，还以为是编者故作惊人之语，可是有个名叫维健的福建人，一定不会这样想。此人以捣腾计算机配件为赚钱手段，所以隔三岔五地飞到中关村来看行情。他说这是“呼吸一下中关村的空气，以保持自己头脑清醒”。在1993年和1994年相交的那个周末，他在中关村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冷清代替了火爆”，看到95%的店家“周日不营业”，看到“让利酬宾，买一送一”的横幅在寒风中抖动。本来不是“黄金星期天”的么？他对一位记者感叹，“中关村怎么了？”记者回去写篇文章，把“中关村平静的星期天”给描述一番，发表在1994年1月1日的《北京试验区报》上，里面说，中关村“出奇地萧条……连平时都卖不动，何况星期天。”
老实说，90年代前期计算机市场的局面，只不过是80年代后期家用电器市场的续篇。蜂拥而来的外国货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国家民族主义情绪反而达到高潮。
中关村的警觉和激情被煽动起来，说成“一场可怕的恐慌”也不过分。街头巷议最多的话题就是“再不行动，市场要被台湾人抢光了”。然而他们很快就知道，窥伺中国大陆市场的不仅是中国的台湾人，还有美国人、日本人、新加坡人和韩国人。《科技之光报》有个记者名叫齐忠，这一年来到“电子一条街”上，结果发现，这里出售的电脑有98%是美国Compaq、IBM、AST和HP。此外，国外产品还占了50%的显示器、80%的复印机、90%的软件、90%的软磁盘、100%的打印机、100%的传真机、100%的硬盘、100%的主机板。看起来，整个中关村都被来自全世界的电子产品塞满了，就像1993年3月3日的《参考消息》说的，“国际电脑公司进军中关村”。这篇文章把窗户纸给捅破了，忧虑涌到表面。由于当时全国80%的计算机产品都是从这条街上捣腾出去的，所以也可以说，是国际电脑公司进军全中国。段永基把它转给国家科委主任宋健，还写了一封信说：“切切此情，期望引起您的注意。”现在，公司经理们手上不光是销售业绩了，还有《国家的政策环境》、《机电部给中央的报告中有关政策建议》、《我国计算机产业“八五”规划布局》、《市场环境与分析》、《本公司与同行业的比较》、《主要竞争对手的销售策略》。这些报告把他们和世界市场连接在一起。很多新观念都是产生在这时候。有“市场就是战场”和“与狼共舞”，有“薄利多销”和“销售为王”，还有“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卖方市场”与“买方市场”这两个词，一个是“紧缺时代”的产物，一个是“过剩时代”的产物，本来要到两年后才会流行全国，不过，在计算机市场上，转变现在就发生了。理由很简单，全世界的厂商都跑进来。中关村是个晴雨表。
有意思的是，中国计算机企业的艰难时世，同时也是计算机行业媒体的黄金时代。电脑业的激烈竞争刺激了媒体的发展，用广告养肥那些“IT论坛”上的先知先觉。1993年的中国，到处都在举办促销会、展览会、演示会、订货会、招标会，这是战斗的前沿阵地。中国的电脑厂商与跨国公司短兵相接，也开始接受西方的广告理念和策略，模仿着他们的样子雇佣专业代理人，与广告公司签约，还把大笔钱投放到产品广告上。广告成了迅速膨胀的行当。10年前，我们国家只有184家广告公司，现在有11044家，他们在1993年做了461746万元的生意，比10年前增长93倍。
中关村的公司也学会了这一套。他们在1992年把销售收入的15%拿来做广告。1993年这个数字又超过了2%。看到如此情形，媒体个个喜笑颜开，乘机而上。《中国计算机报》把自己的版面从32块增加到了64块。《计算机世界》每期128版。诸如《解放日报》、《新民晚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这样的报纸，本来和电脑不搭边儿，也纷纷创办电脑专版，那时候媒体的地位比今天高，声誉也比今天好，媒体广告人员在企业面前还能挺直腰杆，个个都像官员一样耀武扬威，因为刊登广告的企业在门口排着队。
做广告就像买东西，也要讲究物有所值。按照这一年对于“微机市场广告收看效果”的一项调查：综合类报纸的广告为30%；专业报刊为33%；电视广告最高，达到48%。所以电视广告的价格也最贵。尽管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标王”还要等到两年以后才能产生，但是广告费的大幅提升，却是从1993年开始的。他们在3月1日把广告提价20%，在7月1日又提高了25%。广告部主任谭希松振振有辞地说，“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按价值规律办事”。那些精明的企业老板也真信这一套，这中间有联想，也有方正。它们把大把钱花在晚上“天气预报”前后的黄金时段。购买黄金时段以秒计算：“片头5秒”每秒3836元；“片尾5秒”每秒3068元；19点的“报时钟5秒”便宜些，每秒也要1315元。
计算机广告出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出现在普通人的家庭，每分每秒都是钱。如果你要在北京建国门大街竖起一块路边广告，每天必须付款602元7角3分。你要在那一年召开的第七届全国运动会上做个一分钟广告，就要付7万元。在北京电视台的一个节目挂上你的品牌，也要10万元。不过，北京之外那些城市的电视广告还没把价格抬起来，其中10个省城电视广告的平均价格，每秒钟33元3角3分，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告还便宜——后者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前广告是每秒钟38元9角3分。
尽管如此不惜血本，可是到了1993年将要结束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长城、联想、浪潮、东海，甚至还有国务院机电部——全都意识到，在这第一轮的市场较量中，他们输了。外国微机每战必胜，国产微机步步退却。这一点就连那些报刊编辑也意识到了，他们每天都在刊登那些让人紧张的新闻标题，诸如：
外商活动频繁竞相瓜分中国计算机市场
国际电脑公司大举进军中关村
洋电脑船坚炮利围剿土著公司
国家如袖手旁观，开发区将成“多米诺骨牌”。
局外人看了这些，还以为是编者故作惊人之语，可是有个名叫维健的福建人，一定不会这样想。此人以捣腾计算机配件为赚钱手段，所以隔三岔五地飞到中关村来看行情。他说这是“呼吸一下中关村的空气，以保持自己头脑清醒”。在1993年和1994年相交的那个周末，他在中关村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冷清代替了火爆”，看到95%的店家“周日不营业”，看到“让利酬宾，买一送一”的横幅在寒风中抖动。本来不是“黄金星期天”的么？他对一位记者感叹，“中关村怎么了？”记者回去写篇文章，把“中关村平静的星期天”给描述一番，发表在1994年1月1日的《北京试验区报》上，里面说，中关村“出奇地萧条……连平时都卖不动，何况星期天。”
老实说，90年代前期计算机市场的局面，只不过是80年代后期家用电器市场的续篇。蜂拥而来的外国货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国家民族主义情绪反而达到高潮。
看过此书的网友也看过了
相关阅读
|
>>热点新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