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提供燃料，商业才是发动机。

如果说王志东和杨元庆为一代新人赢得尊敬，那么有一些古老且颇具中国特点的行为方式，则给中关村增添了另外一种色彩，并且成为它的传奇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关村的开拓者一直把美国加州硅谷当做榜样，刻意模仿，但是我们站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回看这一辈的崛起历程，却可以清晰地感到太平洋两岸有巨大差别。在美国西部的开拓史上，总是法律在前，建设在后。但是中国的进程大相径庭。这个国家在过去十几年里之所以能够大步前进，最大的奥秘就是自行其是。这不是因为没有法律，而是因为他们不仅不能从旧的法律体系中得到鼓励和帮助，而且还处处感到被束缚与被压抑。中关村的开拓者们，基本上是依靠彼此间的友谊、信誉、非正式的承诺。从1980年开始，他们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干了8年。从1988年开始，他们仅仅依据政府颁行的“18条政策”根据1994年的一份官方调查，国务院赋予北京试验区的18条优惠政策中，至少有7条11款并未落实。，又干了7年。即使在我们这个并不在乎法律的国家，以如此少的条文来管理如此急剧成长的一个地区，也是非常罕见的。

这多少说明了为什么中关村会有那么多的混乱、争夺甚至丑闻，法官也无法给予一个公正的回答，因为这些问题根本就没有一个公正的规则可以依据。在这个时期，中关村甚至没有出版过任何关于法规的书籍，保存至今浩如烟海的政府会议记录表明，官员们在这方面的话题也少得惊人。那些研究中关村历史的学者们，不约而同地承认，那是一个法律的混沌时代，以致他们无法写出一篇论文来分析当时情况。80年代整个中国流行的一句口号是，“遇到绿灯抢着走，遇到红灯绕着走”，中关村也是一样，只不过“走”得更聪明，更肆无忌惮。这里的做事方式是建立在不成文的习惯基础上，而非法规。有如邓小平说的一句话，“摸着石头过河”。其中逻辑显然不是砸碎石头、削高填低，而是绕开种种障碍和陷阱，以免被淹没其中。对于这样一种局面，我们与其说是源自“中国式的混乱”，倒不如说是源自“中国式的秩序”。

值得注意的是，从1992年到1994年的大发展之后，中国经济比中国政治更快地显露出一些现代特征。市场供求取代政府计划；股票迎来新一轮牛市；私人资本浮上来，成为一种公开力量；80%的新就业人口进入民营公司，而与国有体制无关；95%的商品价格由买卖双方来决定。在这以后出生的中国人很难想像，他们的国家曾经有一个所有商品价格都由政府官员来决定的时代。不用说，政治的一体化并没有妨碍经济多元化的进程。工业化的浪潮拉开中国经济史上最壮丽的一幕，城市的扩张波及整个国家，随着大批农民失去土地，乡下的年轻一代涌进城里。这是迄今为止的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潮。它席卷了全国38个大城市、333个中城市、2862个小城市，人数超过1亿。

经济制度的革新成为政府会议上的话题，包括商业体制、工业体制、投资体制、金融体制，当然说得最多的就是财产权力。有意思的是，那时候年轻人个个心急火燎地往前走，他们沉溺于纯粹技术的领域，不是忙着卖东西就是忙着写程序，其中的佼佼者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和老一代分开了，而老一代人正在想方设法清算过去留下的难题。这一年对旧体制提出挑战的那些人，几乎是清一色的：40岁以上，在旧制度中度过了半辈子，某些方面很保守，另一些方面不安分，还继承了80年代的改革遗风——大而化之，居高临下。这种风尚之所以能够流行，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城市改革是一批精英分子自上而下地导演出来的。政府机关里的那些体制改革委员会，不论级别高低，基本上就是由他们组成。在度过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那一段艰难岁月之后，他们现在卷土重来，要把那些尚未完成的激进主张继续推行。

1992年中央政府制定一项涉及全国的“综合改革计划”，中关村成了“试点单位”这一计划由国家科学委员会和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联合制定。。根据保存至今的文件记载，当时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在现有公司中尽快推进股份制。这一改造的要害直接牵涉财产权利。它表明长期以来只有民间关心的产权问题，现在成为官方的焦点。然而我们将要叙述的这个故事，却是中关村历史上最处心积虑也最犹豫不决的篇章之一。

仅凭工商管理机构的注册记录，当时中关村的公司财产并不复杂——不是国家所有，就是集体所有。可是实际情形则又不然。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关村数以千计的新公司中，除了用友公司纯粹属于私营性质，其余公司究竟是谁的，全都不明不白。就像我们在前面曾经描述过的，他们戴着“红帽子”。它帮助企业摆脱了无数梦魇，也造就了许多阴影。随着意识形态的束缚越来越少，企业资产越来越多，经营者们开始厌恶自己头上的“红帽子”。他们发现它的“保护伞”的作用已经成为历史，现在它更像是别人家的“钱口袋”。它的最为强大的功能就是，让企业开创者无法拥有本来属于自己的财产，不管挣了多少钱，都只不过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

人们相信产权制度存在着重大弊端，有可能迅速改变。这种信念在中关村受到鼓励，越来越坚定。有多种因素在背后推动这个进程。单就产权制度的改造来说，这是共产党夺取国家政权之后第二次革命性的变化。第一次发生在50年代初期，它被后来的历史家们称作“社会主义改造”，其要害是将民间投资者的工商资本收归国有。国家依靠这种手段获得了它的早期的工业资产。在很长一段时期，这一成果被当做国家历史上最重要的经济变革和政治变革，广泛颂扬。意味深长的是，现在官方所倡导的新革命，似乎是要将这一进程颠倒过来，其实质是要确立私人对于公司财产的所有权。

不用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转变。在经过无数辩论、争执和犹豫之后，有一些人成了积极的推动者。这是一群理想主义者，具有很浓的书生气，不是依靠实际进程、而是依靠宏篇伟论来支撑他们的信念。赵慕兰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她在1991年底来到中关村。此前她在台基厂大街的市政府大楼出入多年，是那里的一位中级官员，此后她就成为这一大胆而又艰难的改革进程的设计者和推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