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之（4）
中国的新革命 作者：凌志军 2007-04-18 02:14
主张抢占“技术制高点”的舆论显然占有道义上的优势。中国人在开放年代发奋图强，大举拆除贸易壁垒，进入世界市场的步伐也相当紧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开放的进程反而刺激了国内民族主义的潮流，潜伏着的社会分歧涌到表面，成为90年代中期国内舆论的一个焦点。有三个人，杨桃源、垄和安、何君臣，联合起来在《国际电子报》发表文章，题目叫做《中国计算机产业何去何从》，里面开列两种意见，都有代表性：
——我们缺少强有力的集成电路和工业基础，又不掌握技术制高点。现实的选择是“一退到底”，去选择那些外国人不愿意做、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产品。
——不能再退了，搞一个丢一个，我们还能退到什么地方去？政府不能再作壁上观，应当加强扶持力度，保住“民族的”这一块。
在这样一种舆论的诱导下，“中国芯”特别时髦。“芯片”本是集成电路的俗称，只具有纯粹技术和经济的含义，但是“中国芯”偶然地与“中国心”谐音，于是立即就被赋予强烈的民族情感，也刺激着中国社会那根最敏感的神经。
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国家都不得不回归本来意义上的经济和技术。从一开始，中国的崛起就面临着技术匮乏的窘境。它的基本推动力首先来自资源的投入，它每年消耗全世界74%的原油、25%的氧化铝、27%钢材、30%的铁矿石、31%的煤、40%的水泥。然后，在意识到资源不可能永无止境地被挥霍之后，它便试图拿资本替代资源，成为经济的发动机。国内规模庞大的储蓄和国债，以及每年数以百亿美元计的外国投资，使得它的“资本替代”战略颇为成功。中国人由此在90年代建设起全世界最庞大的制造业，有超过80种产品的产量世界第一。外国人给予中国“世界工厂”的声誉，中国人自己也以“中国制造”而自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新技术革命”的潮流席卷整个世界已有多年，但是这个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却始终不曾进入“科技的时代”。它在20年前曾发誓“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10年前曾宣扬“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即用科技替代资源和资本，成为最重要的发展动力。但是直到今天，它在科技和教育的投入仍然少得可怜，甚至还赶不上它用来大宴宾客和为官员购买轿车的支出。它的产品所依据的技术，有超过80%是从别人那里拿来的。人们把这叫做“拿来主义”。
说到获取新技术，中国人有三种基本的方法：第一，先购买，然后模仿。迄今为止中国市场上大部分新产品，从轿车到电熨斗，都包含了这样两个过程。学者笼统地叫做“跟随战略”。从某种程度上说，“跟随战略”所发挥的作用，是中国崛起的最大传奇。而官方有个通行说法，叫“引进先进技术”和“国产化”。第二，偷窃，然后假冒。这也是一部分人所使用的手段。它集中于计算机软件、图书、音像制品以及世界著名品牌，并且在90年代后期一度达到顶点，乃至侵入90%以上的计算机软件和80%的音像制品。它给产业发展带来巨大的短期利益以及长远的损害。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将详细述说。此外还有第三种方法，那就是创造。大约从1994年夏天开始，它在全中国成了一个如火如荼的话题，直到今天。
“中国芯”是“中国创造”这一话题中的最激动人心的部分。随着气温的升高，中国人的热情日愈高涨。人们只要一想起英特尔垄断着世界市场上80%的中央处理器，就不能容忍，似乎不把这个“制高点”拿下来，中华民族就要血流成河。中央政府特别热衷推动此事。他们鼓励那些最有实力的计算机企业奋起抗争，甚至制定了政府投资计划，就连胡启立部长和周光召院长也在表达对“中国芯”的期待之情。他们希望联想能参与到这件事情中来，还许诺政府将无偿拨付巨额资金供研究者使用。
整个形势都在驱使联想担此重任，而它看上去也真是义不容辞。倪光南的“上海计划”显然是应运而生的。但也正是在这时，柳传志冷静下来。此人尽管在内心深处有着很强烈的民族情结，热衷政治，自诩为一个爱国者，但是他对企业比对国家更加关心。在他的心里，公司利益高于一切。而这正是新时代的公司精神。他接连几个星期把这件事思前想后，仔细计算芯片投资，估量市场前景，结果让他大吃一惊：原来竟是一个“赔本赚吆喝”的事情！6月5日，他给倪光南写信，委婉但却坚决地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在他看来，开发“芯片”需要先进技术、有效的管理体系、高水平的开发人员以及足够的资金，此外还有更重要的一条：你就算做出来了，能不能卖出去？在陈述了这些意见之后，他断然写道，“目前条件尚不具备。”
柳传志在“中国芯”的高地前下令公司停止进攻，是因为他看透了，中国人远未达到进军核心技术领域的时候，更无法改变世界电脑行业的既定格局。企业家的选择和科学家的选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你在实验室里可以不遗余力地追求完美，所以科学殿堂里总是树立着一些“高、大、全”的偶像。但是在市场上，最好的东西不一定是用户所需要的，只有最适合用户的东西才是最好的。与其在“制高点”上慷慨赴死，不如避实就虚，先在技术和利润的低谷中抢得一席之地。
这个想法既机敏又缜密，显示出英雄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特点。然而从操作程序上看，他的行动却又过于突兀，不仅和整个国家的舆论不能相容，还让很多人措手不及，尤其让倪光南无法接受。两个人在一番激烈争执之后，不欢而散。一次战略抉择的分歧演变成这对搭档的分裂，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悲剧。此后公司总裁室的会议变成了倪光南和柳传志之间的争吵，每一次工作分歧全都成了针对个人德行的指责。柳传志认定倪光南在“胡搅蛮缠”，而倪光南在一次会议上说：“我永远和你没完。”在又一次会议上说：“柳传志你这样做违反公司法。”在第三次会议上说：“我坚决和你干到底。”
这一事件成了中关村公司经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长期斗争的分水岭。公司领导者在战略选择上想法各异，乃至不能统一，这在世界商业史上原本属于正常。问题在于，柳倪分歧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特有的味道。无论当事者还是旁观者，更倾向于把它当做人与人之间的纠葛，而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反倒退居其次。柳传志说，这件事是他与倪光南彻底分裂的“导火索”。但是我们追究起来，很难说是个人积怨导致他们不能就重大问题互相理解，还是在重大问题上的分歧让两人失去了最后的转圜之机。
总工程师说到做到，和总裁“干到底”。他向上级报告柳传志作风霸道，进而指控柳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其值得怀疑的资金总额有55258万美元。他的举报如果坐实，柳传志的命运也就和那个沈太福差不多了关于这个案件的详细情形，详见《联想风云》。。事情到了这个程度，两人之间长达10年的友谊烟消云散，成了一种你死我活的局面。
这一年剩下的几个月，全国都已扭转方向——从中国可以说“是”，转到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人在开放的年代中发奋图强，不仅想从世界进步的喧嚣中寻求激励，而且希望从民族的情感中获得源泉。有意思的是，社会思潮也会被国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所左右，人们在80年代崇尚世界主义，而在90年代任由民族主义占上风。
——我们缺少强有力的集成电路和工业基础，又不掌握技术制高点。现实的选择是“一退到底”，去选择那些外国人不愿意做、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产品。
——不能再退了，搞一个丢一个，我们还能退到什么地方去？政府不能再作壁上观，应当加强扶持力度，保住“民族的”这一块。
在这样一种舆论的诱导下，“中国芯”特别时髦。“芯片”本是集成电路的俗称，只具有纯粹技术和经济的含义，但是“中国芯”偶然地与“中国心”谐音，于是立即就被赋予强烈的民族情感，也刺激着中国社会那根最敏感的神经。
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国家都不得不回归本来意义上的经济和技术。从一开始，中国的崛起就面临着技术匮乏的窘境。它的基本推动力首先来自资源的投入，它每年消耗全世界74%的原油、25%的氧化铝、27%钢材、30%的铁矿石、31%的煤、40%的水泥。然后，在意识到资源不可能永无止境地被挥霍之后，它便试图拿资本替代资源，成为经济的发动机。国内规模庞大的储蓄和国债，以及每年数以百亿美元计的外国投资，使得它的“资本替代”战略颇为成功。中国人由此在90年代建设起全世界最庞大的制造业，有超过80种产品的产量世界第一。外国人给予中国“世界工厂”的声誉，中国人自己也以“中国制造”而自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新技术革命”的潮流席卷整个世界已有多年，但是这个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却始终不曾进入“科技的时代”。它在20年前曾发誓“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10年前曾宣扬“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即用科技替代资源和资本，成为最重要的发展动力。但是直到今天，它在科技和教育的投入仍然少得可怜，甚至还赶不上它用来大宴宾客和为官员购买轿车的支出。它的产品所依据的技术，有超过80%是从别人那里拿来的。人们把这叫做“拿来主义”。
说到获取新技术，中国人有三种基本的方法：第一，先购买，然后模仿。迄今为止中国市场上大部分新产品，从轿车到电熨斗，都包含了这样两个过程。学者笼统地叫做“跟随战略”。从某种程度上说，“跟随战略”所发挥的作用，是中国崛起的最大传奇。而官方有个通行说法，叫“引进先进技术”和“国产化”。第二，偷窃，然后假冒。这也是一部分人所使用的手段。它集中于计算机软件、图书、音像制品以及世界著名品牌，并且在90年代后期一度达到顶点，乃至侵入90%以上的计算机软件和80%的音像制品。它给产业发展带来巨大的短期利益以及长远的损害。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将详细述说。此外还有第三种方法，那就是创造。大约从1994年夏天开始，它在全中国成了一个如火如荼的话题，直到今天。
“中国芯”是“中国创造”这一话题中的最激动人心的部分。随着气温的升高，中国人的热情日愈高涨。人们只要一想起英特尔垄断着世界市场上80%的中央处理器，就不能容忍，似乎不把这个“制高点”拿下来，中华民族就要血流成河。中央政府特别热衷推动此事。他们鼓励那些最有实力的计算机企业奋起抗争，甚至制定了政府投资计划，就连胡启立部长和周光召院长也在表达对“中国芯”的期待之情。他们希望联想能参与到这件事情中来，还许诺政府将无偿拨付巨额资金供研究者使用。
整个形势都在驱使联想担此重任，而它看上去也真是义不容辞。倪光南的“上海计划”显然是应运而生的。但也正是在这时，柳传志冷静下来。此人尽管在内心深处有着很强烈的民族情结，热衷政治，自诩为一个爱国者，但是他对企业比对国家更加关心。在他的心里，公司利益高于一切。而这正是新时代的公司精神。他接连几个星期把这件事思前想后，仔细计算芯片投资，估量市场前景，结果让他大吃一惊：原来竟是一个“赔本赚吆喝”的事情！6月5日，他给倪光南写信，委婉但却坚决地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在他看来，开发“芯片”需要先进技术、有效的管理体系、高水平的开发人员以及足够的资金，此外还有更重要的一条：你就算做出来了，能不能卖出去？在陈述了这些意见之后，他断然写道，“目前条件尚不具备。”
柳传志在“中国芯”的高地前下令公司停止进攻，是因为他看透了，中国人远未达到进军核心技术领域的时候，更无法改变世界电脑行业的既定格局。企业家的选择和科学家的选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你在实验室里可以不遗余力地追求完美，所以科学殿堂里总是树立着一些“高、大、全”的偶像。但是在市场上，最好的东西不一定是用户所需要的，只有最适合用户的东西才是最好的。与其在“制高点”上慷慨赴死，不如避实就虚，先在技术和利润的低谷中抢得一席之地。
这个想法既机敏又缜密，显示出英雄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特点。然而从操作程序上看，他的行动却又过于突兀，不仅和整个国家的舆论不能相容，还让很多人措手不及，尤其让倪光南无法接受。两个人在一番激烈争执之后，不欢而散。一次战略抉择的分歧演变成这对搭档的分裂，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悲剧。此后公司总裁室的会议变成了倪光南和柳传志之间的争吵，每一次工作分歧全都成了针对个人德行的指责。柳传志认定倪光南在“胡搅蛮缠”，而倪光南在一次会议上说：“我永远和你没完。”在又一次会议上说：“柳传志你这样做违反公司法。”在第三次会议上说：“我坚决和你干到底。”
这一事件成了中关村公司经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长期斗争的分水岭。公司领导者在战略选择上想法各异，乃至不能统一，这在世界商业史上原本属于正常。问题在于，柳倪分歧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特有的味道。无论当事者还是旁观者，更倾向于把它当做人与人之间的纠葛，而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反倒退居其次。柳传志说，这件事是他与倪光南彻底分裂的“导火索”。但是我们追究起来，很难说是个人积怨导致他们不能就重大问题互相理解，还是在重大问题上的分歧让两人失去了最后的转圜之机。
总工程师说到做到，和总裁“干到底”。他向上级报告柳传志作风霸道，进而指控柳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其值得怀疑的资金总额有55258万美元。他的举报如果坐实，柳传志的命运也就和那个沈太福差不多了关于这个案件的详细情形，详见《联想风云》。。事情到了这个程度，两人之间长达10年的友谊烟消云散，成了一种你死我活的局面。
这一年剩下的几个月，全国都已扭转方向——从中国可以说“是”，转到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人在开放的年代中发奋图强，不仅想从世界进步的喧嚣中寻求激励，而且希望从民族的情感中获得源泉。有意思的是，社会思潮也会被国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所左右，人们在80年代崇尚世界主义，而在90年代任由民族主义占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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