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得意，但不能糊涂。

陈春先进入他一生中的最后10年。那场致命的官司彻底败诉之后，他将自己麾下的公司改名“华夏硅谷”，试图东山再起，然而却再次遭遇严重的法律问题。1994年6月23日，一群来自苏北溧阳的警察闯上门来，以“诈骗罪重大嫌疑”为由，将陈押回拘留。此案后来被证明只不过是另一起“经济合同纠纷”，陈春先雪洗个人罪嫌，可是公司再也不能振作。1996年“华夏硅谷”彻底倒闭。陈春先带着公司的那张大会议桌回到家中，从此销声匿迹。在写给中关村管委会的一封信里，他凄凄惨惨地叙述自己的境况，“游离于社会，档案放在人才中心，没有任何保险和其他社会保障”。有时候他会走出门去，望着高楼崛起、日新月异的白颐路若有所思，和朋友谈论阅读《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这是美国学者安娜莉•萨克森妮（Annalee Saxenian）的著作。出版于1994年。在中关村拥有极大影响。的感想，一个劲儿说，“我们很需要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小型企业”。偶尔来到翠宫饭店，出席一群喜欢怀旧的人举行的座谈会，回忆“中关村变革早期活动”。大家见了他都叫“老陈”。他说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好友、北京大学的王辑慈教授这样描述这位“中关村第一人”：“他最关心的，就是中关村跟硅谷相比究竟怎么样。他常常为中关村的未来担忧。”2001年春天有个名叫周熙檀的记者来拜访他，也许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在家中会见记者了。这位记者看来想要追述历史，见了那张陈旧的会议桌，便抒发感慨：“它映射着那段创业的时光，刻录了一个永远记录在中关村发展史册上强者的名字——陈春先。”

这位强者，以及他所代表的一切，很快就从中关村的生活中消失了。可他代表的到底是什么呢？2001年7月9日，他的昔日伙伴纪世瀛写了一封信给管委会主任陆昊。信是以“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名义写的，为陈春先而写。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此人就像许多失败的英雄一样清冷寂寞，穷困潦倒，有几次“险些孤独死去”纪世瀛写这封信的目的在于为陈春先请求帮助。他写道：

陈春先老了，经济上没有了来源，头上只剩一顶“桂冠”了。近年来糖尿病和心脏病日益严重，妻子在美国，陈几次险些孤独死去。

最重要的是他没有医疗费用……一个被称做‘中关村第一人’的科学家在呼救。他的手术需要20万元人民币，他还要继续治疗和生活。

不管有什么样的规定，他们都有理由为陈春先同志特批办一份劳保和医疗大病统筹，以抚慰改革者的心。否则，有一天陈春先——这个创业的第一人孤苦伶仃地死在中关村街头的时候，历史将抱憾。您运用手中的权力或通过什么关系把这个并不是大问题的“大”问题解决一下，历史会记住这个“善事”的。。

陈春先病得不轻。从他生前最后一段时间的病历来看，这是真的。他在2001年4月13日连续两次发病，口唇灰色，下肢水肿，呼吸困难，胸闷，心悸，以至不能平卧。医生诊断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还伴有急性心梗、心律失常、心功能不全、双侧胸腔积液、肺内感染、二型糖尿病、糖尿病和肾病。这个可怜的被疾病侵袭的老人不得不住进医院。不幸的是，他无法支付医疗费用。假如他当初没有辞去公职、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他的事业，按照纪世瀛的说法，他早就是科学院院士了，还能享有其他人都有的公费医疗保障。可是他放弃了这一切，如今也不打算挽回。他开始筹划以一种体面的方式维持最后的生活。2001年6月21日，他在写给陆昊主任的一封信中谈到他的住宅。它在中关村804楼1003号，有4个房间，100平方米。他打算把自己“20多年创业过程积累的无形资产”，还有这套房子，连同里面的电脑和会议桌、正在进行的5个项目，一起作价50万元-100万元，交给另外一个公司去经营。他本人则“将全力为此公司服务，同时依靠此公司解决医疗和生活问题”。

这是老人最后的希望。这一年他67岁，并不太老，却已风烛残年，感到来日无多。出此下策，实在是因为他既不愿意看到自己奋斗多年的事业化为乌有，也不愿“看到中关村第一个创业者，最后不得不募捐救济”。他是在维护尊严，而不是出卖尊严。

但是很不幸，这是一厢情愿，无法实现。尽管陆昊对他的境遇大吃一惊，万分同情，指派属下官员找到804楼1003号，试图帮他一把，但是几位官员在经过6个星期的努力之后还是一无所获。他们委婉地告诉老人：“这是市场行为，我们只能起个桥梁作用”。这就是说，没有哪家公司愿意和他做这笔交易陆昊指派的调查小组当时提交了一份报告，坦率地指出，帮助陈春先实现愿望“有相当的难度”。这是因为：1，陈唯一的有形资产——住房和一些电脑设备，住房他不能完全提供，因为他还要有地方居住，此外他还未征得妻子同意。2，?前真正属于陈春先公司的只有民营科技网站，而网站的经营是亏损的，要想引入风险投资十分困难。3，陈春先所介绍的五个项目从现在看产权关系和利益关系都不明确。。这是一个残忍的结论，然而老人能够理解。他深深懂得中关村正需这个“市场行为”。他为此曾经孜孜以求，放弃身外之物，现在看来，连身内的一切也要搭上了。

他像一个传教士一样，早把使命和希望传达给别人。他深知这个时代的感召是什么，但却力不从心。他依靠默默的期待和一小笔养老保险金，又过了两年。这笔钱是政府工作人员为他要来的，大约1000元，还很拮据，所以政府又依既定程序为他申请“一点经济补助”。这显然违背了老人的自尊，而且不能让他得到最好的治疗。他在2004年8月10日凌晨与世长辞。官方为他发布讣告，说他是“我国著名的等离子物理学家，因创办国内第一家民营科技机构而被誉为‘中关村第一人’”，还曾“大胆提出在中关村打造‘中国硅谷’的设想”。他留给社会的最后一个贡献，是将眼角膜捐给医疗机构。缅怀他的人们大都同意，“他的思想闪过很多光彩夺目的火花”，同时却又惋惜他“没有能做出成功的业绩”。然而从纯粹技术的立场上说，王缉志的评价似乎更加中肯。他说：“老陈的服务部并不是真正意义的企业。”不用说，陈春先曾试图让自己成为一个企业家，但是他从来没有学会企业家的智谋、眼光、果敢、狡诈和唯利是图。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说自己“经历了企业家的各种磨难，但是却没有聚集起财富。”这是真的。当他去世之后，妻子毕蔚萱继承了他的全部遗产——中关村804楼1003号。1981年他搬进去时，房子刚刚建成，现在墙壁斑驳，地上铺的还是20多年前的那块地板革。当年和他共同起事的两个伙伴，也都留下一肚子叫人伤感的故事。崔文栋为了躲债流落他乡，一直下落不明。纪世瀛搬进中关村北端的一处房子，惨淡经营。他把两幅图片并排挂在办公室里，常常眯起眼睛仔细端详，似乎永远也看不够。其中一幅是那个著名的充满神秘色彩和无限憧憬的车库——惠普公司的诞生之地；另一幅正是他们三人在1980年10月创建公司时的蓝色小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