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灿烂的精神之花未能结出物质之果。大多数人都说，这是由于陈春先的书生意气和不善企业之道。这是对的，可是那个时代的中国，有谁擅长企业之道？当时的中国人，就连“企业家”这个名词都还很陌生。在他们以往的经验里，有“政治家”，有“文学家”，有“科学家”，还有所谓“野心家”和“阴谋家”。至于“企业家”，那不过是“资本家”的同义词，是遥远的西方世界里徘徊不去的一个幽灵。对于“企业治理之道”，这一代人就更加摸不着边儿。刘韧曾经指出，中关村不乏精打细算的生意人，但中关村缺少有气魄的企业家。这是中关村企业的一个特征，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缺点。这话不合时令，让人不快，但离实情不远。1994年9月23日，政府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中关村企业的混乱状况，结果发现有55家公司没有申报缴税、有109家公司已被注销、有127家公司未经工商局年检、有172家公司的财政报表找不到了，此外还有907家公司根本就没有统计记录。于是这次会议就被叫做“空壳企业处理办法专题讨论会”。所谓“空壳企业”，意思是有名无实。它直到今天都是中关村的一种顽症，但是我们仔细查阅历史记录，这却是从90年代中期传染开的一种企业病。全中国都一样，只有中关村打算把它公诸于众。1995年12月1日政府在报纸上发布通告，指出有“225家企业未参加新技术企业资格复核”，后面还附有所有这些公司的名单。在以后的12个月，政府屡屡发布公告，宣布取消588家公司的“新技术企业”资格，此外还有差不多相同数量的公司受到“黄牌警告”。

这个行业的本性是瞬息万变的，就像一个喜新厌旧的女人，尽管每个爱上她的人都指望她能成为终生依靠。可叹很少有人能够如愿。到了这时候，80年代创办的那些企业中，十之八九已不复存在。中关村第一代开拓者中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已经成为过去，有些风云一时的人物现在也销声匿迹。万润南流落海外，不能获得入境许可。金燕静在监狱里疾病缠身，被朋友保释出来住进医院。陈庆振在1994年被解除科海总裁职务，成为董事会的一个挂名副董事长。一个从科学院来的副局长担任了公司总裁。有一次方正集团董事长张玉峰来到“科海大楼”，强烈地感觉到这个企业长不了啦。这是不用什么预见性也能看出来的。因为新总裁只不过在依靠出租房子勉强度日。此后不久，科海真的从“中关村20佳企业排行榜”中消失了。陈庆振本人回到家里，依靠每月1200元的退休金度过晚年，此外还有100块钱“特殊津贴”，那是政府按月发给所有“有特殊贡献的专家学者”的。他还保留着全国民营科技协会秘书长的职务。这是一个规模很大但却松散的团体，数千会员和400位理事遍及全国。大家偶尔相聚，彼此叙说自己的陈年往事。还有王洪德。他因公司盛行的裙带风而遭人非议。但是最要命的是，他擅长的计算机房生意遇到了微机时代，寿终正寝，他的京海公司在1995年制造出最后一桩新闻，就是成立药业公司，先是生产“神茶”，接着推出“护肾宝”。除了报纸刊登的广告把它吹嘘成“患者服用后精力充沛，免疫功能提高，体力增强，性功能提高，无任何不良反应”，没有谁真的用过它。

当时微机市场烽烟四起，凶险异常。中关村大多数公司急流勇退。有些人另辟蹊径，弄出一些“保健药品”来诱惑人。“神茶”和“护肾宝”之类的东西都不成功，但是至少有两样走红全国。一个是“周林频谱仪”。它被一个名叫周林的教授发明出来，专门用来对付中国人的腰酸腿疼、筋骨损伤。到1995年，全国每100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在使用它，其销售额在中关村仅次于“联想LX486系列微机”而居第二位。周林公司借此大发利市，但也频遭诟病。有消息说它不过是仿造了古老的红外线治疗仪，并不具有更多疗效，弄得消费者将信将疑。1995年12月8日，《光明日报》以巨大版面发表调查为周林正名，希望能够扭转颓势。但是即使没有那些非议，消费者的热情也保持不了多久。周林频谱仪也就像天空中的一道流星，一闪而过。另外一个是“亚都加湿器”。此前我们提到何鲁敏为它孤注一掷，卧薪尝胆，终于把它搞成了。1994年成了“亚都”最辉煌的一年，全中国无人不知。此后他竟一错再错，导致公司每况愈下，终于在1998年跌入深渊。这事容我们稍后再说。

几年以前频频亮相“20佳排行榜”的那些公司，这时大都榜上无名，而这时榜上有名的，两年之后也就没有了，更不要说10年以后的今天。1995年6月“四通大厦”竣工。这座51米高的建筑坐落在海淀区政府大街的繁华地段，由宝石绿的中空玻璃和花岗石镶嵌，烁烁生辉。报纸把这件事当做一个喜讯来张扬，说“全国最大的民营高科技企业，在成立的第11年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大厦”。然而一份呈送政府的报告却暴露出，这“最大的民营高科技企业”已经来到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尽?段永基坚称“四通打字机”一直到1997年还有销路，但是有证据表明，这东西和“联想微机”比起来，就像跷跷板的两端，后者升起之时，必是前者坠落之日。在1995年以前的很多年里，电子打字机一直是中关村销量最大的产品，四通也因此成为中关村“20强之冠”。但是从这一年开始，“联想486系列微机”的销量成为中关村“拳头产品排行榜”的第一名，四通“中外文打字机”落到第九位。又过了一年，四通打字机便名落孙山。从这种细微的比较就可以知道，商业世界里的兴衰沉浮是多么残酷和莫测。

人们越来越喜欢拿联想和四通做比较。联想在“汉卡”被“软汉字”取代的时候握住了制胜之钥，而四通因其“电子打字机”市场被微机侵夺，一败涂地。其中关键，由柳传志的一句极为出色的话加以概括：“这是个转型问题。市场上没有永恒的东西，无论多么好的产品，早晚会被淘汰。所以说，你可以得意，但不能糊涂。”

转型是企业成长之路上的应有之义，可惜大多数企业全都转不过去，就此完蛋。全世界都一样。90年代中关村的转型虽然有着无数荒唐故事，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哪一个可以和四通相比。它像个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头破血流，还能忽悠全国当它是常胜将军。

段永基不是傻瓜。柳传志明白的事，他不会不明白。事实上，至少在两年以前，他就意识到“电子打字机”不可能青春万岁，试图为公司另觅出路。1993年到1996年，他说的话可真不少，他的声音响彻中关村大街，不是“第二次创业”，就是“与巨人同行”。中关村被他弄得热血沸腾，甚至整个国家都有人听信，把这些口号当做包治百病的良方。人们都被他当初力挽狂澜、带领四通走出深渊的光芒照花了眼，以为他依旧无往不胜，可是幸运之神似乎不再光顾这个人。他机变百出，满嘴跑舌头，却处处碰壁。他先是在深圳设立微机组装生产线，其生产能力远在联想之上。可惜工厂管理混乱，还涉嫌走私，遭到海关处罚之后一蹶不振。柳传志要是遇到这种局面，拼出性命也要起死回生，而段永基居然一点也不在乎。他轻而易举地把自己的热情转了向，去开发一种名叫“税控打字机”的产品。顾名思义，这东西是防止买家和卖家串通一气偷逃税款的。商家偷逃税款，从来都是一种普遍现象，而全国商家数以百万计，从京城一直伸向数千公里外的边陲，可以想像，无论多么严密的税务征管体系也无法一一涉足其间。所以这个产品获得财政部的激赏，也成为政府“金税工程”的一个计划。有一段时间，段永基把公司的未来寄托在这个饱含高新技术和高尚道德的小机器上，以为依靠政府力量就能扫除一切障碍。可是他却忘记了，对于买家来说，这等于是让人家花钱买回去一个“税务警察”，所以新产品在市场上遭遇抵制就一点也不奇怪。消费者的力量比政府的力量更强大，段永基最终发现自己成了众矢之的。“除了财政部，”他有一次对朋友这样说，“所有的人都在骂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