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0月，有人把“宏病毒”寄给他，希望他能有所作为。这“宏病毒”当时席卷全国，专门危害“Word”的使用者，所以很快成为一个大事件。这一年剩下的两个月里，王江民紧锣密鼓，昼夜苦干。1997年1月13日他走出房间，宣布大功告成，然后把他的“KV300”送到北京市公安局去。

不用说，他阻止了“宏”。现在他再也不是那个穿着逛里逛荡的西服、千方百计想要吸引别人注意的外省人了，他成了中关村的英雄。记者们都来访问他，把一连串耀眼的头衔给他戴上——“中国杀毒软件第一人”、“头号反病毒专家”、“杀毒行业领军人物”。那时候至少有13家公司涉足反病毒软件的生意，全都望尘莫及。令人惊讶的是，他不失时机地往别人脸上贴金。“这主要归功于公安部门加强了对计算机病毒的监察力度，”他对前来吹捧他的记者说，“归功于公安部批准了国内外杀毒产品上市，归功于所有反病毒产品厂商和全民反毒意识的提高。”他越是吹捧别人，别人也就越是当他英雄。有些曾经受到病毒侵害的人们现在联合起来，通过互联网高声唱到：“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我们的大救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终为王江民奠定“杀毒领袖”地位的事件，不是抗击“宏”的入侵，而是这位“反毒英雄”居然成为一次“病毒爆发”的始作俑者。根据作家李建军的叙述，这是1997年春天发生的一个轰动整个国家的故事。

事情肇始于王江民的竞争对手沆瀣一气，高效运转，打算除掉这个妨碍他们的人。此辈人数不多，但却个个内行，拥有可怕的能量，从不隐瞒自己就是病毒的制造者。1997年4月的最后一周，他们在互联网上开辟一个“毒岛论坛”，放马过来，严厉指出“KV300”的弊端，打开密码，把一套专事盗版的工具公开出来，还为它起了争锋相对的名字——“MK300V1”。盗版“KV”首先出现在中关村的市场上，有如病毒到处蔓延，直达南方的深圳、北方的哈尔滨和西南的成都，个个带着“加密点”，就像正版一样。有一段时间顾客盈门，全都拿着假货来索赔，比购买真货的人还要多。

不用说，王江民现在面临一场战争。此人对付病毒游刃有余，对于盗版却不知如何是好。政府执法部门行动迟缓，根本不能与盗版商的狡诈相抗衡。万般无奈之中，王江民决定铤而走险。这以后的他，就像好莱坞电影里那些以毒攻毒、除暴安良的孤胆英雄。当然他制造的病毒不叫病毒，而叫“主动逻辑锁”。他把它埋藏在“KV300L++网上升级版”中，专门攻击那些以盗版工具“MK300V4”开发出来的假货，而且手段极为凶残，一旦确认有人使用假冒“KV300”，当即发作，令整台机器“锁死”。

几星期后，他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然而他的不择手段引起舆论大哗。争论的焦点是，个人和企业有没有资格打击盗版？中关村有史以来，还从来没有哪个事件能够引起如此普遍的激动。两军阵线分明，王江民再次成为焦点人物。批评者看来占了上风，他们认为打击盗版是政府执法者的事。王江民为自己的行为辩解道：“我的目的是打击盗版，教育不法经销商，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讨论的结论是只有职能部门能打击盗版，否定了个人和企业打击盗版的行为，但国家职能部门打击盗版的力度怎么样？”

他的抱怨很快就被证明不是无病呻吟。公安机关追究盗版商的违法行为显得很无能，但是追究王江民却十分有效，而且公正。他们认定王的行为“属于故意输入有害数据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不过，这是为了打击“盗版工具MK300V4的违法活动”，情有可原，所以决定不追司法责任，只“罚款3000元”了事。

这个故事被人叫做“L++事件”。它导致王江民名声更振，还确保“KV”杀毒软件在以后几年里进入销售高潮。王江民用非法手段奠定了自己的合法地位，他在保护自己利益的同时，无意识地推动中关村甚至整个国家的软件技术向前发展，这是利益驱动技术前进的一个例证。

我们今天回看中关村的全部历史，可以发现，每隔10年，就会有个杰出的技术成果成熟起来，拉着整个国家的信息产业往前走。这几乎可以称之为信息技术产业的“10年定律”：80年代是“中文处理时代”；90年代是“个人计算机时代”；此后则是“互联网时代”。三次技术浪潮前赴后继，彼伏此起。1996年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恰好是个交汇点。“第一次浪潮行”将结束，“第三次浪潮”刚刚涌起，在这两者中间，“第二次浪潮”进入高峰，来势汹涌，站在潮头上的那个人，正是我们此前提到的杨元庆。
最迟在1996年初，杨元庆就决心要让联想微机超过Compaq、IBM和HP，成为“中国市场第一”。微机的销售量在他手里已经增加三倍，但要说市场份额，当时连Compaq的三分之一都不到，在公司全部收入中也只占12%。不过，这并不影响他的野心。属下的一群年轻人成了他的坚定支?者。他们重新计算流水线的生产能力，弄清楚厂房要不要扩建、投资要不要增加、熟练工人还缺多少、要不要修改采购流程，要不要寻找新的供应商，然后把这一切都写进“三年规划”，弄个塑料封皮，装订成册，郑重其事地呈递公司总裁室，也让员工人手一册。“要让全体员工都清楚这个目标，”杨元庆掂着那本厚厚的规划书这样说，“然后朝着‘第一’的方向走。”有人问他打算怎么干。他回答：“我一天到晚拿着材料成本在看。”这是真的。他每天上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核对英特尔微处理器的全部信息。他在寻找战机。他知道公司的未来依赖于赢得这场战斗，说它“生死攸关”，一点都不过分，所以做得非常仔细，没有十足把握决不出手。

价格仍是最有力的武器，就像两年前一样。他对价格的反应天生敏锐，还特别注意英特尔身后那几个小规模的芯片制造商，这些小公司的市场份额加起来不过30%，但是他们跟在英特尔后面穷追不舍，不断推出技术上旗鼓相当的芯片，又让价格略低一筹。他们的“追随＋低价”的策略看上去相当成功，逼得那个庞然大物不敢懈怠，也让所有的下游制造商因芯片不断降价备尝酸甜苦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