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浪潮，潮起潮落（6）
中国的新革命 作者：凌志军 2007-04-18 02:48
战斗有声有色，比人们所能想像的更强大、更敏锐，也让中关村更加受人尊重。它彻底改变了生产和销售，也改变了社会需求。很多在日后成为市场主流的概念，都是在这时候形成的。平民观念、反贵族、反奢华、追时尚、斤斤计较每一分成本、让电脑像流行时装一样漂亮、让用户界面像是一个家、电脑研发部、工业设计、价格策略、流线型外观，还有一个名叫“幸福之家”的多媒体应用软件，所有这些都是在这场战斗中孕育而生，被人理解。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微机只是政府和企业的专有之物，大都是被公款买走的。此后微机进入私人消费领域，不过相当缓慢。1992年确立“家用电脑”这个概念，1995年发布“全民电脑”，都是微机进入家庭的里程碑式的事件。“摩尔定律”摩尔认为，集成电路每18个月的性能提高一倍，而成本下降50%。这被全世界公认为“摩尔定律”。的实现，把潜在的社会需求变成现实。这是技术进步刺激市场繁荣的最好例证。但是在中国的市场上，还缺少一个桥梁。现在，中关村把这个桥架起来了。如果你在1996年购买一台“奔腾”，来取代你在10年前购买的老式“286”，那么你只需要花费四分之一的钱，而你的新机器的性能却能提高1万倍。
一个杰出的企业领导者，有可能影响整个国家的消费潮流。这一点在1994年就被证明了，现在再次被证明。普通中国人的“微机时代”就这样开始了。这一年，他们买走了210万台微机，比此前十几年买去的全部微机还要多，而私人电脑的比例增加更快。此外，中国人在这一年还买了十几万辆汽车、几十万台影碟机、几百万台空调、上千万台彩色电视。不过，没有人说“VCD时代”，也没有人说“空调时代”或者“电视机时代”，至于“家用轿车时代”，还要等好多年才有人提起。当时似乎只有电脑让人兴奋。《试验区报》有位记者兴致勃勃地写道：“电脑成为城市居民的新宠。”还有个记者索性说：“中国家庭进入电脑时代”，这都是有一点根据的。由中国青年报完成的一项针对北京市的调查表明，1996年有477%的中学生家里有电脑或学习机、811%的中学生用过电脑，100%的中学有电脑和计算机课。这项调查发表于1996年12月15日，里面还提到，在中学生里，有99%每天使用微机，30%经常使用，“学过计算机程序设计”的人达到了321%。这些学生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谁将成为中国未来的比尔•盖茨”。
中国人对于电脑的狂热，正好出现在一项极其重要的新技术被引入普通消费市场的时候。这项新技术就是互联网。有意思的是，那位微机时代的英雄，比尔•盖茨，曾在很长时间里对互联网不屑一顾。杰出的人常常犯一个错误，过分关注让自己成功的领域，而对新兴事物反应迟钝。比尔•盖茨百密一疏，周围的人全都意识到这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他却还不在乎。直到1995年的某个夜晚幡然醒悟，他跳起来，给公司3万员工发了一个电子邮件，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他的邮件叫做“互联网大冲浪”，后来在美国广为传诵。在比尔•盖茨的所有决策中最脍炙人口的一个，是他在那个邮件中要求属下在第二天早晨把电脑里的旧程序全都删去，义无反顾地迎接新时代。
由于接连发生了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人们通常都把1995年到1996年的几个月看作世界互联网历史的起点，这就是“网景”和“雅虎”的前后上市，并且获得巨大成功。其实，历史的前奏在10年前就已经开始。1984年，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的两个研究生，桑迪•勒纳和伦纳德•波萨克，设计出一个小型的本地路由器。在那之前，美国大学校园里的计算机终端不能互相连接，斯坦福大学也是如此。如果桑迪•勒纳希望把自己的数据送给隔壁房间里的伦纳德•波萨克，那就必须先把数据传送到网络上，然后由另一区域的计算机接收，后者是个特殊的路由器，价值10万美元。在这对年轻的学生看来，这种方式既愚蠢又荒唐，于是他们着手设计一种方法。在这种方式下，地址是本地的，数据首先被留在大学校园的内部网，而有互联网地址的信件将被路由器自由地送到公共网上。由于斯坦福大学拥有强大的工程系统和杰出人才，就为勒纳和波萨克提供了实现他们梦想的条件。1984年，他们完成这项设计，并且创办一家公司来实现大规模的生产，这就是后来人人皆知的思科公司。
这对年轻人将微处理器与一套相当复杂的软件相互耦合，制造了最初的网络设备。由于网络技术还是一个新事物，前景不明朗，所以大多数人对它并不看好。这种消极主义的情绪增加了网络技术的风险和投机性。思科的创办者一度陷入财务窘境。但是硅谷的风险投资机制拯救了他们。他们很快从红杉联合公司获得一笔钱。后者的老板名叫唐•瓦伦丁，曾是国民半导体公司的营销主任，还在仙童公司呆过一段时间。很多年来?他一直因为错失对苹果公司的投资机会懊丧不已。这个错误让他以前的雇员库拉后来居上，通过为苹果提供种子资金成了亿万富翁。
但是瓦伦丁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他在思科影影绰绰地看到网络革命的曙光，就决定不顾一切。借助于250万美元的投资，他成了思科公司的董事长。他开始督促两位创始人对公司采取更为专业化的管理。勒纳和波萨克是一对技术天才，却都缺乏竞争的天性。而在瓦伦丁看来，这种天性恰恰是让技术通向市场的最重要的台阶。于是他提出买断创业者的全部股票，并让他们离开公司。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以2亿美元成交。创业者带着丰厚的回报走人，而技术交给了冷酷精明的商人。思科从此快速成长。越来越多的信息流在企业之间流动、越来越多的企业站点连到互联网上，对路由器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到了1995年，思科已成为网络市场的当然领导者。它生产着全球互联网骨干网络中80%以上的交换器和路由器。瓦伦丁当初用2亿美元购买的股本，在股票市场上升到60亿美元。
这是“10年定律”的再现。经过一连串发现、创造、推销和无孔不入的钻营之后，网络技术不仅遍地开花，而且还导致美国政府制定规模庞大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瓦伦丁当年只不过被一线曙光照亮了眼睛，现在全世界都将看到，火红的太阳升起来了，光芒万丈。
如果新技术真的是太阳，那么它再一次从西方升起，我们的国家要到晚些时候才能看到。那些被“出国潮”卷到大洋彼岸的留学生们先知先觉，他们是最早意识到互联网深远意义的中国人。其中有两位，在中国互联网的早期开拓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记录。前者是丁健，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信息科学专业完成硕士学业，1993年他的受到外界关注的故事，就是与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教授联合发表了论文《中国互联网学术网络研究》。后者名叫田溯宁，是美国德州理工大学的博士，眼见克林顿总统向美国人兜售“信息高速公路”，不禁为自己的国家而焦虑。他开始撰写文章，发表在中国的报刊上。他向中国人呼吁“重视互联网”。他极力想使自己、也使自己的同胞们相信，他已经找到了通向未来的道路。1993年冬天，两个中国留学生走到一起，借助于一位华裔美国人的50万美元投资，在美国德州达拉斯市创办亚信公司。那时候互联网在美国也才刚刚露头，没有“网景”，没有“雅虎”，至少在德州，亚信是第一家以“互联网”自居的公司在描述这两个人的时候，不同作者的文章分别把功劳加在一个人头上而完全忽视另一个人。我本人更倾向于认为，亚信是这两个人合作的产物，至少在创业早期是如此。这是一家地道的美国公司，地处“明天大道”，但公司的开创者从一开始就认定自己的明天在中国。
一个杰出的企业领导者，有可能影响整个国家的消费潮流。这一点在1994年就被证明了，现在再次被证明。普通中国人的“微机时代”就这样开始了。这一年，他们买走了210万台微机，比此前十几年买去的全部微机还要多，而私人电脑的比例增加更快。此外，中国人在这一年还买了十几万辆汽车、几十万台影碟机、几百万台空调、上千万台彩色电视。不过，没有人说“VCD时代”，也没有人说“空调时代”或者“电视机时代”，至于“家用轿车时代”，还要等好多年才有人提起。当时似乎只有电脑让人兴奋。《试验区报》有位记者兴致勃勃地写道：“电脑成为城市居民的新宠。”还有个记者索性说：“中国家庭进入电脑时代”，这都是有一点根据的。由中国青年报完成的一项针对北京市的调查表明，1996年有477%的中学生家里有电脑或学习机、811%的中学生用过电脑，100%的中学有电脑和计算机课。这项调查发表于1996年12月15日，里面还提到，在中学生里，有99%每天使用微机，30%经常使用，“学过计算机程序设计”的人达到了321%。这些学生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谁将成为中国未来的比尔•盖茨”。
中国人对于电脑的狂热，正好出现在一项极其重要的新技术被引入普通消费市场的时候。这项新技术就是互联网。有意思的是，那位微机时代的英雄，比尔•盖茨，曾在很长时间里对互联网不屑一顾。杰出的人常常犯一个错误，过分关注让自己成功的领域，而对新兴事物反应迟钝。比尔•盖茨百密一疏，周围的人全都意识到这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他却还不在乎。直到1995年的某个夜晚幡然醒悟，他跳起来，给公司3万员工发了一个电子邮件，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他的邮件叫做“互联网大冲浪”，后来在美国广为传诵。在比尔•盖茨的所有决策中最脍炙人口的一个，是他在那个邮件中要求属下在第二天早晨把电脑里的旧程序全都删去，义无反顾地迎接新时代。
由于接连发生了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人们通常都把1995年到1996年的几个月看作世界互联网历史的起点，这就是“网景”和“雅虎”的前后上市，并且获得巨大成功。其实，历史的前奏在10年前就已经开始。1984年，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的两个研究生，桑迪•勒纳和伦纳德•波萨克，设计出一个小型的本地路由器。在那之前，美国大学校园里的计算机终端不能互相连接，斯坦福大学也是如此。如果桑迪•勒纳希望把自己的数据送给隔壁房间里的伦纳德•波萨克，那就必须先把数据传送到网络上，然后由另一区域的计算机接收，后者是个特殊的路由器，价值10万美元。在这对年轻的学生看来，这种方式既愚蠢又荒唐，于是他们着手设计一种方法。在这种方式下，地址是本地的，数据首先被留在大学校园的内部网，而有互联网地址的信件将被路由器自由地送到公共网上。由于斯坦福大学拥有强大的工程系统和杰出人才，就为勒纳和波萨克提供了实现他们梦想的条件。1984年，他们完成这项设计，并且创办一家公司来实现大规模的生产，这就是后来人人皆知的思科公司。
这对年轻人将微处理器与一套相当复杂的软件相互耦合，制造了最初的网络设备。由于网络技术还是一个新事物，前景不明朗，所以大多数人对它并不看好。这种消极主义的情绪增加了网络技术的风险和投机性。思科的创办者一度陷入财务窘境。但是硅谷的风险投资机制拯救了他们。他们很快从红杉联合公司获得一笔钱。后者的老板名叫唐•瓦伦丁，曾是国民半导体公司的营销主任，还在仙童公司呆过一段时间。很多年来?他一直因为错失对苹果公司的投资机会懊丧不已。这个错误让他以前的雇员库拉后来居上，通过为苹果提供种子资金成了亿万富翁。
但是瓦伦丁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他在思科影影绰绰地看到网络革命的曙光，就决定不顾一切。借助于250万美元的投资，他成了思科公司的董事长。他开始督促两位创始人对公司采取更为专业化的管理。勒纳和波萨克是一对技术天才，却都缺乏竞争的天性。而在瓦伦丁看来，这种天性恰恰是让技术通向市场的最重要的台阶。于是他提出买断创业者的全部股票，并让他们离开公司。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以2亿美元成交。创业者带着丰厚的回报走人，而技术交给了冷酷精明的商人。思科从此快速成长。越来越多的信息流在企业之间流动、越来越多的企业站点连到互联网上，对路由器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到了1995年，思科已成为网络市场的当然领导者。它生产着全球互联网骨干网络中80%以上的交换器和路由器。瓦伦丁当初用2亿美元购买的股本，在股票市场上升到60亿美元。
这是“10年定律”的再现。经过一连串发现、创造、推销和无孔不入的钻营之后，网络技术不仅遍地开花，而且还导致美国政府制定规模庞大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瓦伦丁当年只不过被一线曙光照亮了眼睛，现在全世界都将看到，火红的太阳升起来了，光芒万丈。
如果新技术真的是太阳，那么它再一次从西方升起，我们的国家要到晚些时候才能看到。那些被“出国潮”卷到大洋彼岸的留学生们先知先觉，他们是最早意识到互联网深远意义的中国人。其中有两位，在中国互联网的早期开拓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记录。前者是丁健，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信息科学专业完成硕士学业，1993年他的受到外界关注的故事，就是与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教授联合发表了论文《中国互联网学术网络研究》。后者名叫田溯宁，是美国德州理工大学的博士，眼见克林顿总统向美国人兜售“信息高速公路”，不禁为自己的国家而焦虑。他开始撰写文章，发表在中国的报刊上。他向中国人呼吁“重视互联网”。他极力想使自己、也使自己的同胞们相信，他已经找到了通向未来的道路。1993年冬天，两个中国留学生走到一起，借助于一位华裔美国人的50万美元投资，在美国德州达拉斯市创办亚信公司。那时候互联网在美国也才刚刚露头，没有“网景”，没有“雅虎”，至少在德州，亚信是第一家以“互联网”自居的公司在描述这两个人的时候，不同作者的文章分别把功劳加在一个人头上而完全忽视另一个人。我本人更倾向于认为，亚信是这两个人合作的产物，至少在创业早期是如此。这是一家地道的美国公司，地处“明天大道”，但公司的开创者从一开始就认定自己的明天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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