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师门第二年，才知道老师已欠租二十个月，房东迫着要他迁出，章师母写了一封信，叫我拿去见董康(绶经)，董氏很有钱，当即写了两张庄票，交我带回。她有了这两张庄票，一张偿付积欠；同时迁居同孚路（今石门路）同福里二十五号，将另一张庄票付租。搬迁之费，完全由朵云轩主人负担。他们家私极少，但有木版书近八千册。

　　同孚路的新居，较为宽大和爽朗，并特辟一室，专供藏书。但全部书籍没有一个书橱或书架，只是在厢房中间格上一条板桌，凡是实用书，都放在桌上，不常用的，都堆在地下。

　　在同福里居住不久，章老师竟发了一笔小财。一天，革命元老冯自由来访，要他写两件东西，一件是孙中山先生的“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宣言”，一件是“讨袁世凯檄”。这两件原稿，本是章师手撰的，冯氏要求他亲笔再各写一件，成为“历史文献”，当时冯氏不过致送笔润墨银二十元。不料这件事，报纸上竟大登特登，有无数人都来求章师再写这两件原文，我记得一共有五六十份，有的送墨银四十元，有些送墨银二百元。章师抱定宗旨，效黄夷甫口不言钱，章师母又不便出面，一切都由我应付。章师大约写到十件以上，就恼怒异常，再也不肯动笔，经师母横劝直劝，他只是不出声。后来想出一个办法，原来他平日吸的都是“金鼠牌”香烟，有一次人家送他一罐“茄力克”香烟。章师称它为外国金鼠牌，时常吵着要吸，师母不舍得买，这次就允许他每写一件，买一罐给他，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他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带有臭气的卤制品，特别爱好臭乳腐，臭到全屋掩鼻，但是他的鼻子永远闻不到臭气，他所感觉到的只是霉变食物的鲜味。

　　有一位画家钱化佛，他是章府的常客，一次他带来一包紫黑色的臭咸蛋，章师见到欣然大乐，当时桌上有支笔，他深知化佛的来意，他就问：“你要写什么，只管讲。”当时化佛就拿出好几张斗方白纸，每张要写“五族共和”四个字，而且要他用“章太炎”三字落款，不要用“章炳麟”，章师不出一声，一挥而就。隔了两天，钱化佛又带来一罐极臭的苋菜梗，章师竟然乐不可支，又对钱化佛说：“有纸只管拿出来写。”化佛仍然要他写“五族共和”四字，这回章师一气呵成写了四十多张。后来钱化佛又带了不少臭花生、臭冬瓜等物，又写了好多张五族共和，前后计有一百多张，章师也不问他用处如何。我和化佛极熟，他告诉我：三马路（今汉口路）“一枝香”番菜馆新到一种“五色旗”酒，这是北京欢场中人宴客常见的名酒，这酒倒出来时是一杯混浊的酒，沉淀几分钟，就变成红黄蓝白黑五色的酒(其实红色黄色是一种果子油，蓝色是薄荷酒，白色是高粱，黑色是颜色液体，放在一起，所以会沉淀为五种颜色)，当时此酒轰动得不得了。钱化佛念头一转，想出做一种“五族共和”的屏条，汉文请章师写，满文请一位满族人写，蒙回文请城隍庙一个写可兰经的人写，藏文请一个纸扎铺的人写，成为一个很好的屏条，裱好之后，就挂在番菜馆中，以每条十元售出，竟然卖出近百条，化佛因此多了一笔钱。

　　章师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收入，朋友来请写字，向不要钱。笺扇庄来写，按润例收费，每两三月虽得有人来恳他写寿序，或墓志铭等，由师母出面，索价每件一百元。有时银子收了之后，章师对某人不欢喜，就坚持不肯写，常把事情弄得很僵。杜月笙先生家祠落成时，要遍求当代名人的墨宝，由章士钊开出名单，第一名就是章太炎，要他写一篇“高桥杜氏祠堂记”。章士钊虽开出名单，但声明不负联络之责，杜氏便想到一位游侠儿徐福生，外号“闹天宫福生”，此人曾与章师同狱甚久(章师因苏报案被捕入狱)，自以为与章师颇有交谊，就领命而去。章师见了闹天宫福生，敬烟敬茶，十分客气，可是要他做一篇祠堂记，竟断然拒绝。福生颓然而归，向杜氏说明实情，说他无法办到。杜先生知道我是章氏的学生，问我有什么办法可以拿到这篇文章。并且说：“要不要开一张一千两的庄票带去？”我说：“这是要弄僵的。”后来我到章师家里去，乘机进言，我说太史公在《史记》上做过一篇《游侠列传》，老师应该对杜先生的祠堂落成做一篇文章。他听了这句话，就问我杜先生生平情况，我就一件一件讲出来，他老人家越听越高兴，章师母也从旁鼓励，我乘机立刻拿一张幅度很大的宣纸，说是：“老师的文字应该写成一幅横披，作为他们家祠的镇宅之宝。”章师不出一言，也不起稿，就一边抽烟，一边写字，大约不过四十分钟，已经写成，我就把它送到杜宅，章士钊那时边看边赞说：“真是传世之作。”杜先生也很高兴，就封了一包墨金，准备叫我送去。我说：“这是不需要的。”但想起章师母也出了大力从旁鼓励，于是我就接受了这包墨金，交给了师母，这笔钱师母拿来维持了几个月的生活。

　　章师的书件落款，往往只写“某某属”或“某某嘱书”，绝不称“仁兄”或“先生”。求书的人，为了这点很不高兴，而且他写的是小篆，当时的富商巨公，对这种字体都不认识，不表欢迎，所以他的鬻书生涯十分清淡。民国十七年（1928）北伐军到了上海，先时他曾做过孙传芳参议，而且到孙幕中讲学，时人颇多非议，所以门庭冷落车马稀，深居简出。

　　章师对金钱看得很淡，对生活问题全不放在心上，经济全由师母调度。师母常叫我出去张罗钱财，我总唯命是从。但是有一次打了一个包裹，要我到当铺去典质，这次我坚持不肯从命。我说：我母亲有训，“一生不上公堂，一世不到典当。”所以我不肯去，师母为之黯然。问我有什么办法，我说我可以再介绍一个学生，就是同学章次公。师母立即答允，从此次公也立雪程门，有许多事，都叫次公去做，从这时起，我就轻松了许多。

　　民国十八年（1929）中秋，房东又吵上门来收租，据说已欠租好多个月，师母潸然泪下，章师竟毫不介意。他对此等事多采不了了之的态度，有时连他自己居处的地址，他也弄不清楚。一次他到三马路来青阁去买书，去的时候，他叫了一辆人力车去的，看了半天，一本也没有买，施施然走出书店，踏上另一辆人力车，车夫问他到哪里，他只是指向西边，而始终说不出自己的寓所所在。车夫拉了半天，知道情况不妙，便问他：“先生你究竟想到什么地方？”章师告诉车夫：“我是章太炎，人称章疯子，上海人个个都知道我的住处，你难道不知道吗？”车夫频频摇头，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仍将他拉回来青阁，然后才把事情解决。类似这般的笑话，在章师是常常有的事，不足为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