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般专事游乐，正事都无心料理。母亲就唠唠叨叨地说：“阿沅！你要赶快地成亲，否则总不是事体。”于是我母亲放了风声出去，这风声传了开来，做媒的人就有六七人，我看过都不中意，觉得比起爱丽丝来相差十万八千里。

　　母亲还偷偷地对我说：“结婚之时，照上海的通例，除了结婚请酒布置新房之外，对女家要送两千元到四千元的妆奁费，你一定要预备好。”我说：“知道了。”

　　这时业务逐渐发展，我的诊所，晚间因为空着，由严独鹤(《新闻报》“快活林”编辑)等每星期三借作打牌之所。星期四由摄影家林泽苍(《摄影画报》创办人)召集一般影友，研究摄影，因此带来许多女性，我周旋其间，觉得这般情况总有些不大好。

　　我思索了许久，决定找一门近亲，她是一位世家千金，我幼年时即与她相识，此时她芳年二九，正在黄家阙路务本女子中学读书。

　　务本也是上海有名的女学校，人才辈出，校风淳朴，没有像中西女塾那般的贵族化，这位小姐姓王名定芬，就是现在我的太太。

　　在我们议婚时，也有相当阻力，因为她有三个哥哥，都在北京当大学教授，姐夫吴有训，是弹道学的发明家，一家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心目中，我只是一个中医生，似乎资格配不上，幸亏她大哥王明之(当时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说了一句话，对我的婚事极有帮助，他说：“沅弟做事很勤奋，将来会有前途的。”于是亲事就谈成了。

　　但是小姐方面，旧时南市的风气，不订婚是互不谈话，也不能相约出外的，我记得从前梁启超某次为人证婚，说过一句话：“老式的婚姻，先结婚再培养爱情，离婚率很微；新式的婚姻，先谈恋爱，再谈婚嫁，离婚率很高。”这几句话，真是名言。

　　我和王定芬女士，从小相熟，但是要谈恋爱的话，时间方面赶不及，遵照嗣父的叮嘱，所以亲自向她的父母求婚，一下子就订了婚。

　　初时开业，我买的一辆钢丝包车，是很华贵、用人拉的两轮车，车夫身强力壮，拉得非常之快，这是其他地方所少有的。

　　后来我到颜料巨商邱长云处去看病，守门的人不肯让我的包车拉入，并且说现在连西装裁缝都坐起包车来，我偏不开门。因此我就买了一辆FART的二手车，而且还用了一个司机，但是觉得炫耀太甚，因为胆子小，好像很不习惯，只坐了两个星期，就转售给别人了，只是常常要到南市去进行婚姻的事，又觉得包车太不济事了。

　　况且南市的小姐们，只有在订婚之后，才肯偕同出游，那时节我就买了一辆小型汽车，叫做“佩佩奥斯汀”，即是小型柯士甸房车，这种小型车现在没有了，车价为一千一百元，汽油费每加仑为四角八分，但是又要用一个司机，当时月薪为二十元，所以自己着急地练习驾驶，其时上海私家汽车极少，考取驾驶执照的手续很简单，一下子就拿到了车牌，定芬住在南市，我常常接她出来去看戏。

　　那时节我最爱到九亩地新舞台去看戏，演京戏是夏月润的《关公走麦城》，新戏是《济公活佛》及西装侦探戏《就是我》等，舞台上有真马车上台，一切布景都是立体活动的，负责设计的是老友熊松泉和张聿光二人，是从日本学来的，票价正厅为四角，边座二角，后座一角，楼上包厢为一元二角，我还记得冼冠生托着盘子兜售陈皮梅，后来冼冠生开设冠生园，成为上海糖果饼干大王。

　　屡次出游，感情大增，我的母亲大为欢喜，嗣父也从盱眙关税局赶回上海说：“订婚之后，宜即结婚，绝对不能拖延。”

　　当时许多老亲戚全在南市，大家主张南市的人一定要在南市结婚，但是南市只有一家大富贵菜馆，可排三十席酒，地方是不够用，因此就假座“半淞园”举行婚宴。

　　半淞园是南市唯一的私家花园，里面有大型假山和小桥流水的景色，因为维持经费太大，也出售门券，每人收费小洋两角，我和半淞园园主沈家是老亲戚，他说从来没有人假座这里举行过婚宴，但是“江上草堂”地方很大，你可以尽量摆酒，如果摆不下，可以摆到草堂外面各处。

　　半淞园的设计，是由设计哈同花园的乌木山僧策划的，由画家任伯年逐一布置楼台亭阁，门前有高邕之写的“江山一览”四字横额，里面挂的对联，每一副都出于名人手笔，尤其是董其昌写的一幅字，特别名贵，因为董氏是松江人，真是相得益彰。其中“江上草堂”横额，是曾熙(农髯)所题。当时人有西江月词，称颂该园云：“左右清源映带，东西树竹交加，却从澹雅胜繁华，毕竟名园无价。”不知出自何人手笔，也曾传诵一时。

　　喜帖由章太炎老师起稿，延请张群(岳军)做证婚人，那时上海市市长张定离任，张群初到上海，行将就任市长，所以他很悠闲，一早就到半淞园，雇了一只小艇泛游其间，临到结婚典礼军乐大鸣，找来找去找不到证婚人，于是派出了很多人去寻，才把他寻回来，行礼时他说：“我初到上海，即逢喜事，觉得非常高兴。”

　　筵席由“大富贵”包办，当时上海人习俗，普通送礼不过二元，但十九都是阖第光临，所以小孩子特别多，除了筵开四十多席之外，小孩子另有一种儿童席，也开了不少桌。

　　我记得大富贵的筵席费是十二元，儿童席是五元。但是儿童席的桌上早已摆了许多糖果和蜜饯的东西，菜是四碟水果四碟冷盘，第一盘菜是炒虾仁，最尾是豆沙八宝饭。宴罢之后，分送蜜糕喜果，老老少少皆大欢喜。

　　从前结婚之后，先住老家三天，没有什么蜜月旅行这回事，后来就回到望平街诊所中特辟的新房，每天的家常菜肴都很考究，伙食费每天不过小洋六角，足见当时的物价是很安定的。难得上一次菜馆，我欢喜到北四川路吃广东菜，虹口新雅酒楼的和菜最精美。两个人吃是两菜一汤，叫做“一元桃菜”，收费一元。后来隔了好多年，新雅才到南京路开设新店。

　　婚后生活，渐趋正常，业务也跟着有了进展，开始仍有一段很艰难的过程，初时来看病的都是贫苦阶层中人，如司机、看门人，以及店员等，由于这些人的重病看好了之后，才引起车主、业主、店主的重视，待到再看好他们主人的重病，又影响到资富阶层，于是门诊进入正常阶段，特别是三友实业社，职工扩大到三千人，所以他们付给我的每月诊费也提高到三百元。这数字在当时于米价来说，是很可观的。

　　我的嗜好，除了看戏之外，就是喜欢搜购医学古籍，分门别类地阅读和珍藏，家务都由定芬负责，处理得井井有条，生了一个儿子，取名树桐，一个女儿取名树榕，如今也都娶的娶，嫁的嫁了。

　　后来，在我和定芬结婚二十五年纪念时，我心里还曾想到爱丽丝，想到她的弟弟在百般破坏时说：“陈某人活动得很，将来一定有一妻数妾。”所以阻挠爱丽丝嫁给我，但是我至今仍然守着一夫一妻，想起来不禁暗自好笑。

　　我常常想到自己该做一件伟大的事情，既要具有学术上的价值，又要能赚些钱。但是心里上只有一个轮廓，怎样去着手进行，觉得自己没有丰富的资料。

　　我想到钱财的积储，并没有多大价值，不如用一部分钱来收购医药古籍，手头上有了丰富的资料，便什么事都能打开了。

　　那时节，我的生活已养成一种良好的习惯，早起一定写一篇日记，记述上一日的事情，诊务的情形，日中每天有二十几个病人，所以空余的时间较多，就乘机撰写医稿，诊务完毕后，就偕同定芬看一场电影，然后拣一家菜馆进餐，那时节应酬不多，到东到西的只是找各种地方性的著名菜馆轮流来吃。

　　从前上海菜馆很多，但是上菜馆多数是点吃各菜馆拿手的名菜，因此也养成我一种精究饮馔的嗜好，不但讲究吃的艺术，同时还要向厨师请教怎样配料和如何调味与烹制。

　　我的小家庭中，本来每天菜肴只限定小洋六角，后来雇了一个女佣，对做菜颇有功夫，伙食费用逐步增加到小洋八角。定芬受到我的鼓励，学着做菜。累积了许多年时间，定芬竟然能够做出四冷盆四热炒四大菜和一品锅等，因此我就每月请两三次客，所费不过六七元之谱，但是菜肴已很丰富了。

　　我绝不打牌，认为打牌是最费时失事，消耗有用的时间，定芬也难得打牌，我每天下午诊务完毕，总要抽出一些时间，到三马路一带旧书铺去搜购旧书，兴趣浓厚。

　　当时旧的木版书，宋版当然买不起，但是翻阅一下，已爱不释手，元代版本比较多，书价的标准，大概是元版刻本每部二元，明版刻本竹纸最多，每部一元五角上下，要是宣纸印的才能卖到一元七八角；清代的刻本，稀见的卖一元一二角，普通的刻本都在一元以下，这是他们对熟客的标准书价。每一部书多数是四册六册。多的有二十四册四十册等，那么价钱就不同了。

　　书坊铺中，每一种书都有一种定价，标价不问多少，我们熟客总是照上面所列的标准，重新讨价还价。我自己把买到的书编成一份目录，凡是目录中尚未列入的书，每一种都想买，因此在各旧书坊，无人不熟，无一家不相识，在书坊中把看中要买的书堆在一旁，翌日书坊中人便会把它送到我诊所来。

　　我因为在旧书铺逗留得时间太多，总是由定芬为我预备了七点半那场的电影票，到各旧书坊来找我，往往一找就找到，否则我会一直流连下去，乐而忘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