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中还有一种书画摊，我在那边买到了道教中人画的陶弘景采药图，从这幅画开始，我就注意历代名医的图画文物。

　　我因为要搜集王羲之“鸭头诗”，卷尾有王肯堂的跋，我问这东西弄不弄得到？书摊主人渊博得很，他说：“鸭头诗藏在故宫，我没有办法，富晋书社的掌柜姓王，您托他可能有办法。”于是我又到富晋书社，王掌柜知道我拿到了警察总局的封条，认为我很有办法，含笑恭迎，问我：“还有什么事为您老人家效劳？”我就说明来意，他说：“可以可以，一定给您办到，不过要照相费六元。”我说：“照付好了。”我对六块钱很愿意付，但是照相的费用，在上海不过一元，即使是“宝记”、“王开”，也不过二元而已。

　　隔了六七天，富晋书局掌柜，亲自把鸭头诗王肯堂题跋的一节，影了相送来，我邀他一同到便宜坊去吃饭，那位掌柜代我点了四个名菜，结账时连酒不过一元六角，真是便宜得出奇。

　　在小酌时，王掌柜自己对我说：“您老人家要什么故宫的古画，真的当然弄不到，但是可以借出来教人临摹，可以摹得一模一样。”我就说：“有一幅《清明上河图》，内有街市，并且还有医生药铺等，可以看出宋代医药情况，可否弄来临摹一下？”王掌柜说：“那不行，《清明上河图》除故宫所藏院本之外，元明两代有三种摹本，清代也有三种，到了清末，琉璃厂有位画家临摹得很逼真，但要六个月时间，现在此人已死，没有人能临摹得好了。”

　　于是我就说：“既然故宫的画可以拿出来给人临摹，那么以假易真的事情，一定也在所不免。”王掌柜说：“那自然啦，琉璃厂相熟的画家，摹仿古画，可以摹得一模一样，连皇帝的印和藏家的印，都由专人制作，再加上裱画的技术，可以将新的制成旧的，几能乱真，所以故宫里的东西，照目前的情形来说，假的也不少，但是假到真时真亦假，真到假时假亦真，鉴别的功夫，是另有一套本领。”我听了他的一番话，真是感慨不止。

　　王掌柜又说：“北平有许多人藏着古笺，乾隆笺、道光笺已不算稀奇，有一家人家会自造麻布笺，这是专门临摹苏东坡写字用的，墨也是宋墨，请专写苏体字的人摹写伪作，买到的人，看到似漆一般的宋墨，必然信以为真，其实也是‘西贝货’，所谓西贝，即是与假同音的贾字，现在这些临摹假画的老先生们，已逐渐凋谢，然而假字假画也是很贵的，目今还有一位老先生能仿写乾隆御笔，请他题一首诗，或是盖一个‘乾隆御览’玉玺，要价也不便宜。”听他这一席话，真是胜读十年书。

　　我忽然想起有一部书，是明代弘治十六年（1503）刘文泰等奉敕编撰《本草品汇精要》一书，每一种药都有一幅彩图，因为明末政局混乱，此书始终未能付印，我就向王掌柜问道：“有没有这本书？”王掌柜说：“这部书有点儿知道，这部书明代没有印，过了清代三百年，也没有印，民国成立之后，组织清宫善后委员会，因为清宫之内杂乱无章的纸张书籍，实在多到不计其数，给委员会清理之后，将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一并车出，卖给文物铺共有四十大车，国务总理朱启钤得到这个消息，把四十车的纸张文物全数买下来，其中挑出一部书，就是您说的《本草品汇精要》，后来朱启钤做了一篇考证，学术界大为震动，当时会画会写的人多得很，抄出了四部复抄本，你们南方有一位藏书家陶希泉就买到一部，山东有一位主教也买到一部，其他两部不知落在何人之手。”我说：“你讲的话，完全对的，陶希泉的一部，至今留在上海，轻易不肯出示。山东主教的一部，现在藏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国家图书馆中。”(按：后来一九五一年，我亲赴罗马，把这部书拍了许多五彩照片，陶希泉的一部转售给商务印书馆用铅字排印出版，而图画部分并未印出。)

　　接着我又问他：“可否再向朱启钤借来再做一本复抄本。”他说：“朱总长因为已经给人家复抄了四本，认为很遗憾，现在再也不肯借出来了。”这样的答复，我闻之若有所失。(按：在香港我遇到朱五小姐，问起这件事，她说：“老太爷现在还健在，此书我实在不知道，不过古书文物已不属于他私人所有了。”其后，朱启钤亦逝世。)

　　王掌柜对我说：“孤本的医书多得很，藏家不肯出售，但是可以花些钱，借出来请人手抄，抄写的人什么体都会写，每一千字，不过小洋三毛(即三毫子)，你要什么体就写什么体。”此语一出，我大为高兴，就写出了几部书名，王掌柜说：“其中有两部，立刻可以借得到，动手抄，日子是不多的。”我说：“好极了。”我就托他一手包办，并且预付了一些钱给他。

　　过了十天，我又去拜访王掌柜，买了十多部书，他说：“您要抄的书，已抄好四分之三，您要不要去看看？”我说：“好极，那是求之不得，可以一开眼界。”王掌柜很殷勤地立刻陪我到琉璃厂西部，穿巷过路，到了一个四合院，里面有几十个人都在做抄写工作，这些人都是老先生，从前是替木刻书写底稿的，字体工整到数万字一笔不苟的，我在旁凝神而视，钦佩不已。

　　临行时，我对王掌柜说：“三毛钱写一千字，实在太苛刻了。”王掌柜说：“这是头等抄书的公价，还有一毛八分钱抄一千字的，就在隔壁，我再陪你去看看。”走到隔壁，门上贴有一张字条，写着“百本张”三字，里面抄写的人更多，书架上放着成千本手抄小册子，王掌柜说：“这是专抄戏词的，他们抄好了各大名伶的本子，也没有什么叫做孤本、真本，都是几毛钱或一块钱买一套。有一种叫做“手汗本”，是老伶工死亡之后流传出来的，比较贵些。还有名伶新戏上演，每一配角派的单片，都是叫这家抄的。只要一天工夫，无论多少可以抄好，这种人的抄写代价，就是一毛八分钱一千字。”我目睹了这一批文抄公的境遇，又是惊奇，又是慨叹！

　　走出四合院时，恰好有一辆“胶皮”，王掌柜说：“你不如坐车回旅店吧。”我就到东安市场醉玉斋去看我太太，因为她在那里选购玉器饰物，也买得很高兴。

　　临行时，发觉我的皮夹子不见了，这里面放着三百多元钞票，这一下子，令我有些发急，想来想去，这皮夹子一定是丢在胶皮车上，还珠无望了，幸亏口袋里还有八块钱，我也不动声色，照样同太太进餐，再到开明戏院去看戏。

　　北平的生活，实在便宜得很，消磨一个晚上，只用了四块钱，等到坐车回旅馆时已十一时半，我正在懊丧失去了钱包，只见旅馆中坐着一位伙计，笑容满面地对我说：“陈先生，您今天在小店中看书，遗下一个小银包儿，掌柜叫我立刻送来，我在这里恭候了四个多钟头。现在请您点一点吧。”我接过来一看，一个钱没有少，我就抽出一张十元钞票送给那位伙计，那伙计极诚恳地说：“这万万使不得，我在富晋书社的工资不过六元，受了您这笔钱，我就会卷铺盖了。”推了好久，他仍不肯受，我知道北平物价虽平，但是洋货很贵，于是在身边抽出一支银色钢笔，我说：“就把这支笔送给你作为纪念。”那伙计又是欢喜，又是不敢受，我看出了他的神情，就把笔插在他的衣襟上，他才再三作揖称谢，其实那支钢笔在上海不过价值三元八角而已。

　　那伙计临行时说：“您老人家皮夹中，钱是不会少的，特别是内中两张卡片，一张是曹汝霖，一张是萧龙友，还在那里，您千万要收好，这是逢到有困难时，到处可以应急的。”

　　我本来觉着这两张卡片又大又红，放在皮夹中，很不好看，本想丢开了事，谁知道后来我在药王庙无意中闯下了一场大祸，要是没有这两张卡片，恐怕还要上公堂吃官司坐牢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