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要追溯到民国十七年（1928），废止中医这件事，那时刚是北伐成功开府南京，汪精卫在汉口时最出风头，他到处演说日本明治维新，第一件事是废止汉医。他自以为革新派领袖，屡次演讲表达他的意思，报纸上常常有这种零星的消息发表。我们中医界对他起了很大的反感，认为中医中药是全国人民的健康所赖，历史悠久，那时节西医全上海也不过六七百名，其他通都大邑，不过数十人。至于小的县、市、镇、乡，可能一个都找不到，所以对他的主张，认为纸上空谈，绝不会现诸事实。岂知后来他们的确不是空谈，先由褚民谊出面推动，经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集了一个中央卫生会议，延揽各市的卫生局长、各省的医院院长、国立省立的医学院院长，以及各地著名的西医共一百二十人为委员，开会三天。那时褚民谊奔走活动及宣传，着着领先。这个会议，通过了一个议案，是要逐渐淘汰中医，原案是留日医家余岩(云岫)所起草提出，他们设想得很周到，深恐引起全国反对，所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已经开业的中医，一次发给执照，以后中医的产生就要绝迹了，原来的议案节录如下：

　　提案人余岩。

　　(议题)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之障碍案。

　　(理由)……人体医学，其对象在于个人，其目的在于治病，今日之卫生行政，乃纯粹以科学新医为基础，而加以近代政治之意义者也，今旧医所用理论，皆凭空结构，阻遏科学化，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云云。

　　(办法)一、处置现有旧医，现有旧医为数甚多，个人生计，社会习惯，均宜顾虑，废止政策不宜过骤，爰拟渐进方法六项如下：

　　甲、 由卫生部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许其经营。

　　乙、政府设立医事卫生训练处，凡登记之旧医，必须受训练之补充教育，授以卫生行政上必要之智识，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得永远享受营业之权利，至训练证书发给终了之年，无此项证书者，即应停止其营业。

　　丙、旧医登记法，限至民国十九年底为止。

　　丁、旧医之补充教育，限五年为止，在民国二十二年取消之，是为训练证书登记终了之年，以后不再训练。

　　戊、旧医研究会等，任其自由集会，并且由政府奖励，惟此系纯粹学术研究性质，其会员不得藉此为业。

　　己、自民国十八年为止，旧医满五十岁以上，且在国内营业至二十年以上者，得免受补充教育，给予特种营业执照，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等。且此项特种营业执照，其有效期间，以整十五年为限，满期不能适用。

　　二、改革思想，操之不能过激，宜先择其大者入手，谨举三项于下：宜明令禁止，以正言论而定趋向。

　　甲、 禁止登报介绍旧医。

　　乙、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旧学之宣传。

　　丙、禁止旧医学校之开设。

　　这里所说的旧医，就是指中医，因为那时我们中医自称是“国医”，这是表示中国固有的国家医术，等于国语、国文、国旗、国徽、国术、国剧一类的名称。西医对这个称呼，大为不满，可是已经通行，亦没奈何，因此他们就议决把中医的名称改“旧医”，他们自己叫做“新医”。这表示中医是旧式的医术，不久要消灭的，他们的医药是现代化新生的，将来会新陈代谢的。

　　当时西医们，也不愿意人家称他做“西医”，因为“西”字，就表示从西方来的医术，隐隐衬托出中医是中国的国家医术，所以他们一切的公私文件，一律不称“西医”两字，而对中医的名称绝对不称国医，一律叫做旧医。整个提案，含有深刻意义。

　　这一个议案，一经各报披露，舆论界首先加以抨击，认为中医中药万不可废，要是实行的话，是行不通的。那时一般中医界，似乎并不重视这件事，唯有各自大发牢骚，痛骂国民政府措置不当，此外，只是听其自然，静观其变而已。

　　这个议案中有一项，检查报纸杂志的，即是指我刊行《康健报》而发，我正在想如何去应付？同学张赞臣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老陈，你见到这个新闻吗？”我说：“已经见到。”他又说：“你的态度如何？”我说：“我当然反对，但我要想知道令尊翁的态度如何？”他说：“家父年事已老，连这个议案都看不明白，他认为已开业的仍能开业，也就算了。”我就对他说：“这件事不是这样看法，我要和你从长计议，这件事需要我们这些后起青年中医来想办法。”他听了，连说：“对，对，对。”当即约定于门诊完毕之后，一同到南京路五芳斋二楼叙谈。(按：张赞臣的父亲是张伯熙，乃常州老名医，我拜姚公鹤为师，就是他老人家引荐的。)

　　电话约定之后，我一面应诊，一面想办法，我认为老一代的中医，由于习惯关系，都是安分守己以不问他事为主旨，所以要他们出面领导反抗，是不可能的事，但是老中医对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很大，一定要借重他们的声望与地位作为号召；做实际工作，是要我们年轻一代来做的。当天下午五时，我们两人先后到了五芳斋，一见面就滔滔不绝地谈论起来，最后我提议召集全国中医代表到上海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抗争会。

　　五芳斋是上海有名的点心店，主要的业务以出卖汤团、糕饼、糖山芋、糯米藕，兼卖点心菜肴。我们两人随便叫了些点心，一边吃一边讲，所花费的代价铜元十余枚，大家讲得很起劲，不知不觉已钟鸣六下。我俩主张先请谢利恒老师来讨论一下，听听他的意见如何，再定进行方针，于是摇了一个电话(按：那时上海的电话，是要用手摇、喊号码、再接线的)给谢老师，请他到五芳斋来吃饭，谢老师一口答应，立刻搭电车到五芳斋来。

　　谢老师素有“美髯公”之称，飘飘然地直登楼座，他为人风趣得很，开口就说：“你们请我吃点啥？”我们说：“知道老师喜欢吃‘鳝糊过桥面’(按：所谓过桥，即是面浇头，另装一盆)，所以请老师到这里来。”老师笑说：“为何大家不饮一些酒？”我们齐声说：“好”。于是大家就边饮边吃，言归正传了。

　　谢老师也知道国民政府要逐步废止中医，他说：“我们老一辈的还不受影响，你们年纪尚轻，对此作何打算？”我们就把召集全国中医举行抗争会的事，详详细细地说给他听，他听了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说：“全国中医向无联络，究竟总共有多少中医团体，也不知道，召集起来恐怕有困难。”我们两人默默无言，认为这倒是一个难题。

　　正在思考之时，我忽想起我办的《康健报》，各省各县市，都有中医订阅，张赞臣办的一本《医界春秋》杂志，订户也是中医，就根据我们两人所有订户地址，在各省各市各县挑出二人，将抗争通电交给他们，转呈当地中医公会。谢老师说：“好，这样，事情就有眉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