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离开匈牙利前，有过一些受苦受难的经验，那些经验对你有什么影响？

　　我完全没有受过什么苦难，我知道有危险，但是我觉得没有人能伤害我，我明白身边的苦难，但是我们尽一切力量帮助别人。就告诉你一个小小的例子好了，我们曾经站在配给香烟的队伍里——他们每天配给一个人五支香烟——然后把香烟送给被拘禁在犹太人住处、不能去排队的犹太人。或许我唯一受到的实质影响，是布达佩斯刚刚被包围时，当时死尸四处散落，有一具尸体头盖骨整个陷进去，随后好几天，我都觉得恶心。

　　能告诉我令堂被带到警察局、并且设法愚弄当局的故事吗？她一定有钢铁般的意志。

　　她独自一个人住在度假小屋里，邻居起了疑心，就向警方告发，警察诘问她，但是她表现得极为镇定，极为自然，所以警察释放她时还向她道歉。她在接受盘问时，表现得十分漠然，甚至觉得自己是从天花板上观察自己，确定自己给了警察正确的印象。折磨结束后，她才感受到至为惊人的危险，变得非常脆弱，她逃到布达佩斯，家父把她安置在一家旅馆里，我记得我还相当不耐烦地告诉她，要她恢复镇定。

　　你从令堂身上学到的教训，有什么和令尊特别不同的？

　　那很难说，我认为我从她身上继承了分析、自我批判的天性，但是，大部分的教训都来自家父，一般说来，在那段时期里，家父都是对的，家母和他意见不同时，经常都是错误的，这不只是我的看法，也是家母的看法，或许这一点会给你一些提示。

　　你经常回匈牙利吗？

　　没有，我根本不能回去，我们似乎永远被隔开了。我在1947年离开，我拿到护照，然后前往瑞士，参加一场世界语会议，因为家父是世界语专家。当时我还需要苏联的出境许可，但我没有，我拿到的出境许可是发给参加世界语会议的团体许可，我因为没有及时拿到护照，错过团体的行程，所以必须在他们之后出发，我就这样上了火车，而且幸运得很，我设法通过了这一关，没有真的出示我的许可。我在那里和家父见面，但是，会议之后他回匈牙利，我却必须在伯恩停留，等待英国签证。我不知道要等多久，身上只有父亲给我的几百瑞士法郎，得尽量节省，熬过这段时间，我大约在两星期内拿到签证，马上就去了英国。他的影响到此结束，但是，他的确曾设法寄一些钱到英国给我，他在1956年和家母一起出国，我们全家1956年于英国团聚。

　　令尊什么时候去世的？

　　1968年去世，享年75岁。

　　令堂呢？

　　她过世的时间晚多了——1989年。家父去世后，她变得卓然自立，学会了独立，她60岁时上大学，一直继续成长，到她86岁去世时为止。

　　其他人对你有影响吗？令兄如何影响你？

　　家兄最先给我不公平的经验，他比我大4岁，常常痛打我和捉弄我，父母亲并没有保护我，我抱怨过，但从来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我24岁时兄弟重逢，并且变成好朋友。

　　他从来没有参与过投资业务，对吗？他创造了自己的事业。

　　他是我们家里真正的天才，他30岁时，在自己的地下室开创了工程公司，他彻底改革大宗原料港埠设备的科技，而且他的公司在15年内便成为世界第一，他因为在工程方面的创造得到很多次奖，他设计的设备处理全球1/3的大宗原料贸易。

　　60年代末期，我在集团企业热潮中，把家兄的公司出售给奥格登公司(Ogden Corporation)。这是一次很有趣的谈判，我替他争取到的价钱比他的公司的价值高两倍，因为奥格登公司可以宣扬说，我哥哥是在他们公司任职的天才，他们公司的股票会因而更有价值，这笔交易我觉得是经典之作，我替家兄争取到额外收入。不幸的是，他们用股票支付，我又替他谈判争取到防止股票下跌的保障，要求对方不得使股价跌过目前市价一半，但是股价却下跌了3/4，最后他把公司买回来，重新恢复独立；最近他再把公司卖掉，目前我们正在各方面合作。

　　还有其他人对你产生影响吗？

　　我肯定还有很多人对我有影响，但是，他们的影响无论如何都比不上我父母亲。

　　卡尔•波普(Karl Popper)呢？他是你的老师，也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怎么影响你？

　　他的著作和思想影响我，我和他私下没有什么关系，在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里，他不是我的专任老师，我在两年里完成应该三年念完的课程，但我必须多花一年当注册学生，才有资格取得学位。我获准选择一位导师，我选择他，因为我非常喜欢他的哲学。我经历过纳粹的迫害和苏联的占领，波普的书《开放社会及其敌人》(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使我感受到启示的力量，显示出法西斯主义和专制主义有很多共通之处，两者都违反社会组织的另一种原则：开放社会的原则。我受波普科学方法的理?影响更大，我为他写了一些文章，我们在他家见面时，他对我鼓励有加，但是我们见面不超过两次。然后我在1962年前后，写出我的哲学论文《良知的负担》(The Burden of Consciousness)。这篇论文大致是反复申论他的理念，我把论文交给他，他的回应非常热切，受到这种反应的鼓舞，我前去探望他，他约我在伦敦经济学院见面。有很多人在那里等着要见他，他们发现我和他相约见面时，觉得非常恼怒，因为他们都是他的学生，需要他的照顾，我觉得自己像是不速之客，所以我走出房间，在电梯前面的走廊上等着。他走出电梯时，我自我介绍，他看了我一眼说：“可是你不是美国人！”我说：“不是。”他说：“这点令人非常失望，我会跟你解释原因。我拿到你的论文时，觉得终于有一个美国人了解我就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说理了，这表示我已经设法把我的理念传播出去了，但是，你经历过欧洲人经历的一切，所以不能把你算进去，这就是我失望的原因。”但是，他仍然很支持我，并且鼓励我继续研究下去。

　　那一次以后，我偶尔会去见他，他年纪越大，我们的接触越频繁，在他人生最后的十年里，我才和他产生真正的关系，但是到那个时候，他已经不再处在影响力的顶峰了。1994年6月，就在他去世之前，我们在布拉格有过一次美妙而令人感动的聚会，他到布拉格，在中欧大学发表演讲，他非常喜欢那次演讲，所以他准备九月时再来，并且在布达佩斯主持这所大学的学年开学，但是，他在开学之前就去世了。我和他的关系其实就是到这样而已，所以其实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理念影响我。虽然我主要是提到波普，我其实也受到一些其他思想家的影响，像海耶克(Frederick Hayek)、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等人。

　　对于那些你最近和他们见面的一些权高名重的人，你有什么看法？有一篇文章描述你，说你和一位总统共进早餐，晚上又和另一位总统共进晚餐。

　　过去五年左右，我和历史舞台上的很多重要人物见过面，这和我先前的形象差异太大了！我曾经在几近遗世独立的状况中生活，现在大部分的门都打开了。我必须承认我比较喜欢现在这个样子，我唯一的遗憾是没有时间和精力继续贯彻下去，我希望能有更多时间跟一些最近认识的人在一起，我不是指掌权的人，而是指知名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