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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走在股市曲线前面的人 作者:乔治·索罗斯 2007-06-28 12:29
你心里有特定的人吗?
我最想见的是物理学家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他是我所见过最诚实的人。他根本不能忍受说谎。不管他的意见有多激烈,其实他是很温和的人,他具体表现出科学家追求真理的典范——这就是他普受尊敬的原因。他非常严肃地看待自己的责任,在第一次大致算是自由的选举中,他当选进入最高苏维埃(Supreme Soviet),成为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的领袖之一,这件事害了他,他在国会度过辛苦的一天后,心脏病发作去世,我觉得他因为没办法做更多事而死于忧伤。
我也喜欢哈维尔(Havel),虽然他小有缺点。他把担任总统的初期,变成鼓舞人心的欢乐时光。我记得在一个法定假日去看他,有人神秘地宣布总统官邸要向公众开放,到场的人会和受邀的贵宾得到同等的招待。民众蜂拥而来时,庭院里已经摆好很多桌子,供应香肠和啤酒,这是我见过最欢乐的场合。他跟我解释说,他故意把宣布弄得模模糊糊的,免得总统官邸被挤翻。
我和波兰的布朗尼斯罗•吉勒梅(Bronislaw Geremek)在1988年认识,从一开始,我们就有很好的关系,他在团结工会(Solidarity)时期,担任瓦文萨(Walesa)的政治顾问,我们不常见面,但是,每次见面都值得回忆,我觉得与他很亲密。
政治人物当中,我觉得最亲近的是俄罗斯的格里高里•雅夫林斯基(Grigory Yavlinsky),他是夏塔林计划(Shatalin Plan)的主要起草人,也是1990年我率团参加世界银行会议时的代表团领队,他扮演的角色完全是他自己创造的,是他凭空创造出来的,他的宏愿和我的愿望最接近——现在仍然如此,我们之间曾有一些歧见,但是随着时间过去,我对他的尊敬与日俱增,主因是他真的把生命奉献给自己的信念。
我还见过其他人,我努力的最大回报,是和有趣的人见面,以及参与有趣的事件。
我想到你的投资哲学是从你的个人经验演变出来的,让我们谈谈其中的一些背景,你首次进入这一行是什么时候?你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第一个工作和金融无关,是在英国当一家装饰品厂商的储备人员,这家公司制造新奇产品、纪念品、人造珠宝等等。我从学校毕业时,找工作并不容易,因为我是没有关系的外国人,我通过一个朋友、一个在这家公司兼差的同学,得到这份工作。
你当过业务代表,对吗?
我是所谓的储备干部,但是他们没有训练计划,所以最后我变成业务代表,然后我替一位从事批发的顾客工作,成为巡回业务代表,负责在威尔斯海滨度假区对零售商做销售工作。那是我事业生涯中的低潮,那个工作和我对自己的期许差得非常远,而且又是很艰难的工作,主要的好处是他们给我一部汽车,是福特的安格里亚(Anglia)车型,在英国的福特车系列里,这是最低价的车种。这位批发商给我的第一个工作,是设法对伦敦的香烟店促销,但是这些香烟店已经有组织,成为属于不同批发商的团体,所以我绝对没有机会销售东西给他们,在伦敦停车也很难,所以我有种被人排拒在外的感觉。到威尔斯海滨地区时,这种感觉稍微获得舒解,所以我至少做了一些买卖。但是,我明白这种工作确实不是我求学的目的,或父母亲期望我做的事,所以我决定彻底脱离。我写信给伦敦每一家商业银行,写上这些公司的总经理亲启,当时没有人会做这种事,你不能写信给你不认识的人。
这招来一些相当有趣的答复,有一位叫做华特•所罗门(Walter Salomon)的人打电话给我,要求和我面谈,目的只是要指出我把他的名字拼错了。我也获得拉查德•傅瑞勒斯公司(Lazard Freres)面谈的机会,这次面谈很有启发性,因为总经理很好心地告诉我,说我想进伦敦金融圈好比缘木求鱼。他说:“在伦敦金融圈里,我们采取一种我们所谓的聪明裙带主义,也就是说,每一个总经理都有很多侄子、外甥,其中总有一位聪明的人会变成下一位总经理。如果你和他出身同一所学院,你会有机会被这家公司聘用;如果你出身同一所大学,你仍然还可以用;但是,你甚至不是我们的同胞呢!”他建议我远离伦敦金融圈,他说,因为进入商业银行的人,主要是要管理他们自己的钱,因此他们对薪水的期望比在产业界工作的人低,他们40岁时的薪水,可能是在产业界就业的人30岁时拿的薪水。
你说在威尔斯时是你人生里的低潮,对吗?
是低潮之一。
好,我们谈谈其他的低潮,其中之一是你的人生方向不符合别人对你的期望,但是,当时你对自己也抱着很高的期望,对吗?
我对自己总是期望过高,这点毫无疑问是父母亲灌输给我的,你尊敬的父亲看重你时,你也必须看重自己。一直到最近,实际情况才达到我的期望。
所以,你继续努力和伦敦的其他金融机构面谈,有人给你机会吗?
有趣的是,我和拉查德•傅瑞勒斯公司面谈后,在辛格暨傅利兰德公司(Singer & Friedlander)找到工作,事实上,这家公司的总经理是匈牙利人,所以拉查德•傅瑞勒斯公司的命题是对的,我和公司董事出身同一个国家,他们因为这一点给我机会,那是1953年的事。
你觉得你是犹太人的事实,在获得聘用上有关系吗?
可能有关系,但是,主要因为我是匈牙利人,无论是我在别的地方被人拒绝或不被考虑,还是被辛格暨傅利兰德公司聘用,都是如此。
你在那里做什么?
我变成储备人员,而且有了一份薪水,记得是周薪7英镑。
比你当业务代表时多还是少?
少一点,我奉命做一些很平凡、很单调的事,我做得很差。最糟糕的是我必须用手工登录复式分录账,因为我们没有记录外汇的机器,我必须在一张很大的铝板上放贷方和借方的账目表和一张控制表,一天结束时,贷方和借方应当平衡,在控制表上变成零,但是没有一天结果是正确的,我的上司必须调整这些数字,他对我当然不会喜欢。
然后我在套利部门接受一些训练,在交易室工作,交易室在证券交易所隔壁,经纪人四处散坐,等待订单,我的上司随时都和约翰内斯堡、布鲁塞尔、巴黎和纽约谈话,他主要是交易黄金股。我在这里也没有绽放光芒,他是很谨慎、精确的人,那不是我的长处,所以他把我送回总公司。
接着有一次我到巴黎度周末,和家兄见面,却被大雾困住,直到星期二才能回去。星期二我一进办公室,大家看到我的表情,好像我完全不存在一样,过了一会儿,聘用我的总经理叫我进去,他问我说:“你星期一为什么没来?”我借这个机会,问他我在公司的前途如何,他告诉我说,关于我的表现,他收到的报告不是那么令人激赏,如果我设法带一些业务进来,我就前途无量,但是如果我期待他们替我找到一个重点业务,那么我会永远等待下去,因为他们没有想到要给我什么特殊的工作,他们不在乎我留下来,因为我花不了他们多少钱,我在我做过的部门里都是可有可无的人。
他们希望你带进什么业务?
任何顾客或交易,或是能够赚钱的任何东西。我问,如果我另谋高就他会不会介意,他告诉我,如果我离开他会祝福我。谈话结束出来后,我和一位叫罗伯特•梅尔(Robert Mayer)的储备人员共进午餐,他是纽约来的,父亲在纽约拥有一家小经纪公司。我告诉他刚才发生的事情,他说正好他父亲在纽约找人,他本来要向他父亲提我,但是因为觉得我是储备人员,他从公司把我挖走并不妥当,他问我愿不愿意去纽约。那就是我来华尔街工作的由来,整个过程花了一些时间。
我最想见的是物理学家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他是我所见过最诚实的人。他根本不能忍受说谎。不管他的意见有多激烈,其实他是很温和的人,他具体表现出科学家追求真理的典范——这就是他普受尊敬的原因。他非常严肃地看待自己的责任,在第一次大致算是自由的选举中,他当选进入最高苏维埃(Supreme Soviet),成为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的领袖之一,这件事害了他,他在国会度过辛苦的一天后,心脏病发作去世,我觉得他因为没办法做更多事而死于忧伤。
我也喜欢哈维尔(Havel),虽然他小有缺点。他把担任总统的初期,变成鼓舞人心的欢乐时光。我记得在一个法定假日去看他,有人神秘地宣布总统官邸要向公众开放,到场的人会和受邀的贵宾得到同等的招待。民众蜂拥而来时,庭院里已经摆好很多桌子,供应香肠和啤酒,这是我见过最欢乐的场合。他跟我解释说,他故意把宣布弄得模模糊糊的,免得总统官邸被挤翻。
我和波兰的布朗尼斯罗•吉勒梅(Bronislaw Geremek)在1988年认识,从一开始,我们就有很好的关系,他在团结工会(Solidarity)时期,担任瓦文萨(Walesa)的政治顾问,我们不常见面,但是,每次见面都值得回忆,我觉得与他很亲密。
政治人物当中,我觉得最亲近的是俄罗斯的格里高里•雅夫林斯基(Grigory Yavlinsky),他是夏塔林计划(Shatalin Plan)的主要起草人,也是1990年我率团参加世界银行会议时的代表团领队,他扮演的角色完全是他自己创造的,是他凭空创造出来的,他的宏愿和我的愿望最接近——现在仍然如此,我们之间曾有一些歧见,但是随着时间过去,我对他的尊敬与日俱增,主因是他真的把生命奉献给自己的信念。
我还见过其他人,我努力的最大回报,是和有趣的人见面,以及参与有趣的事件。
我想到你的投资哲学是从你的个人经验演变出来的,让我们谈谈其中的一些背景,你首次进入这一行是什么时候?你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第一个工作和金融无关,是在英国当一家装饰品厂商的储备人员,这家公司制造新奇产品、纪念品、人造珠宝等等。我从学校毕业时,找工作并不容易,因为我是没有关系的外国人,我通过一个朋友、一个在这家公司兼差的同学,得到这份工作。
你当过业务代表,对吗?
我是所谓的储备干部,但是他们没有训练计划,所以最后我变成业务代表,然后我替一位从事批发的顾客工作,成为巡回业务代表,负责在威尔斯海滨度假区对零售商做销售工作。那是我事业生涯中的低潮,那个工作和我对自己的期许差得非常远,而且又是很艰难的工作,主要的好处是他们给我一部汽车,是福特的安格里亚(Anglia)车型,在英国的福特车系列里,这是最低价的车种。这位批发商给我的第一个工作,是设法对伦敦的香烟店促销,但是这些香烟店已经有组织,成为属于不同批发商的团体,所以我绝对没有机会销售东西给他们,在伦敦停车也很难,所以我有种被人排拒在外的感觉。到威尔斯海滨地区时,这种感觉稍微获得舒解,所以我至少做了一些买卖。但是,我明白这种工作确实不是我求学的目的,或父母亲期望我做的事,所以我决定彻底脱离。我写信给伦敦每一家商业银行,写上这些公司的总经理亲启,当时没有人会做这种事,你不能写信给你不认识的人。
这招来一些相当有趣的答复,有一位叫做华特•所罗门(Walter Salomon)的人打电话给我,要求和我面谈,目的只是要指出我把他的名字拼错了。我也获得拉查德•傅瑞勒斯公司(Lazard Freres)面谈的机会,这次面谈很有启发性,因为总经理很好心地告诉我,说我想进伦敦金融圈好比缘木求鱼。他说:“在伦敦金融圈里,我们采取一种我们所谓的聪明裙带主义,也就是说,每一个总经理都有很多侄子、外甥,其中总有一位聪明的人会变成下一位总经理。如果你和他出身同一所学院,你会有机会被这家公司聘用;如果你出身同一所大学,你仍然还可以用;但是,你甚至不是我们的同胞呢!”他建议我远离伦敦金融圈,他说,因为进入商业银行的人,主要是要管理他们自己的钱,因此他们对薪水的期望比在产业界工作的人低,他们40岁时的薪水,可能是在产业界就业的人30岁时拿的薪水。
你说在威尔斯时是你人生里的低潮,对吗?
是低潮之一。
好,我们谈谈其他的低潮,其中之一是你的人生方向不符合别人对你的期望,但是,当时你对自己也抱着很高的期望,对吗?
我对自己总是期望过高,这点毫无疑问是父母亲灌输给我的,你尊敬的父亲看重你时,你也必须看重自己。一直到最近,实际情况才达到我的期望。
所以,你继续努力和伦敦的其他金融机构面谈,有人给你机会吗?
有趣的是,我和拉查德•傅瑞勒斯公司面谈后,在辛格暨傅利兰德公司(Singer & Friedlander)找到工作,事实上,这家公司的总经理是匈牙利人,所以拉查德•傅瑞勒斯公司的命题是对的,我和公司董事出身同一个国家,他们因为这一点给我机会,那是1953年的事。
你觉得你是犹太人的事实,在获得聘用上有关系吗?
可能有关系,但是,主要因为我是匈牙利人,无论是我在别的地方被人拒绝或不被考虑,还是被辛格暨傅利兰德公司聘用,都是如此。
你在那里做什么?
我变成储备人员,而且有了一份薪水,记得是周薪7英镑。
比你当业务代表时多还是少?
少一点,我奉命做一些很平凡、很单调的事,我做得很差。最糟糕的是我必须用手工登录复式分录账,因为我们没有记录外汇的机器,我必须在一张很大的铝板上放贷方和借方的账目表和一张控制表,一天结束时,贷方和借方应当平衡,在控制表上变成零,但是没有一天结果是正确的,我的上司必须调整这些数字,他对我当然不会喜欢。
然后我在套利部门接受一些训练,在交易室工作,交易室在证券交易所隔壁,经纪人四处散坐,等待订单,我的上司随时都和约翰内斯堡、布鲁塞尔、巴黎和纽约谈话,他主要是交易黄金股。我在这里也没有绽放光芒,他是很谨慎、精确的人,那不是我的长处,所以他把我送回总公司。
接着有一次我到巴黎度周末,和家兄见面,却被大雾困住,直到星期二才能回去。星期二我一进办公室,大家看到我的表情,好像我完全不存在一样,过了一会儿,聘用我的总经理叫我进去,他问我说:“你星期一为什么没来?”我借这个机会,问他我在公司的前途如何,他告诉我说,关于我的表现,他收到的报告不是那么令人激赏,如果我设法带一些业务进来,我就前途无量,但是如果我期待他们替我找到一个重点业务,那么我会永远等待下去,因为他们没有想到要给我什么特殊的工作,他们不在乎我留下来,因为我花不了他们多少钱,我在我做过的部门里都是可有可无的人。
他们希望你带进什么业务?
任何顾客或交易,或是能够赚钱的任何东西。我问,如果我另谋高就他会不会介意,他告诉我,如果我离开他会祝福我。谈话结束出来后,我和一位叫罗伯特•梅尔(Robert Mayer)的储备人员共进午餐,他是纽约来的,父亲在纽约拥有一家小经纪公司。我告诉他刚才发生的事情,他说正好他父亲在纽约找人,他本来要向他父亲提我,但是因为觉得我是储备人员,他从公司把我挖走并不妥当,他问我愿不愿意去纽约。那就是我来华尔街工作的由来,整个过程花了一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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