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何时抵达纽约的？

　　1956年9月，那是另一个相当有趣的故事。我申请签证时，主管部门拒绝我，他们说我太年轻，才26岁，不可能成为专家，不能提供本地人才无法提供又迫切需要的服务。梅尔的父亲老梅尔随后请《黑市年鉴》(Black Market Yearbook)的作者法兰兹•皮克(Franz Pick)写了一张资格推荐函说，套利交易员一定得年轻，因为他们很年轻就去世了。我因此得到签证，但是我从来没有忘掉他的推荐辞，于是尽我所能迅速地脱离套利交易业务.我到达纽约后，开始在国际套利部门交易，也就是在某个国家购买证券，然后在另一国家出售。

　　你交易的是什么股票？

　　当时主要是石油股，苏伊士运河危机消退后，这种业务走下坡，于是我开发出一种新形式的套利。我把这种新形式叫做内部套利，有些新证券发行时，会把不能立刻分割的普通股、认股权证和债券合并发行，我发展出一种方法，在这种证券可以正式分割前，就能够个别的交易，结果变成一项很好的业务，我们在这种特殊的利基上赚了相当多的钱。

　　所以你几乎是从事业一开始就是国际投资者，对吗？

　　我是交易员，两者之间大有差别，我绝对不是投资者，我迅速地买进、卖出，除了在很严格的限制下，我不得保有部位（Position）。接着欧洲煤钢共同体(Coal and Steel Community)形成，欧洲股票热潮开始出现，共同体后来变成欧洲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 。美国银行和投资机构认为，他们站在欧洲合众国创始时期的有利地位上，他们对欧洲证券有惊人的兴趣。沃特海姆公司(Wertheim & Co.)来找我，我加入了这家公司，担任欧洲证券分析师，也担任交易员，后来我也成为对机构销售的业务代表。当时有关欧洲公司的资讯极为原始，我写出的研究报告，如果你今天拿来看，一定会很伤心，因为这些报告实在是太业余了。

　　报告很肤浅吗？

　　不，不肤浅，却是推测之辞。当时资讯很不容易得到，因此许多结论都必须从有限的资料导引出来，我变成欧洲投资热潮中的领袖，成为瞎子王国中的独眼国王。德瑞福斯基金(Dreyfus Fund)和摩根银行(J.P.Morgan)之流的机构，对我几乎是言听计从，因为他们需要这些资讯，他们投资了很大一笔的金钱，我是其中的主要角色，这是我事业生涯中的第一个重大突破。

　　那是哪一年？

　　1959年到1961年。我是第一个研究德国银行的人，指出他们的股票组合价值远比他们的资本总额大得多。接着我把兴趣转向安联保险公司(Allianz lnsurance)。然后我写了一本真凭实据、有关德国保险业的书，我指出一家保险公司集团，就是AM集团，集团成员彼此都交叉持股，我把这些交叉持股加总在一起指出：如果把交叉持股的价值算进去，你可以用远比实际价值低很多的低价购买其中一些股票。

　　当时美国没有人做这种工作吗？

　　对，这是创始的工作。就在圣诞节前，我去找摩根银行，拿这五十家关联公司的图表给他们看，把我的结论告诉他们，我说我要在圣诞假期里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他们给我一个买单，要我在完成报告之前立刻开始买进，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股票在我的推荐下价格会涨两三倍。那是欧洲股票热潮的顶峰，也是我做外国证券分析师生涯的顶峰。不久之后出现利益平衡税(interest equalization tax)，肯尼迪总统对外国投资课征15%的附加税以保护国际收支，我的事业一夜之间遭到摧毁，随后我离开沃特海姆公司。

　　对你来说那件事特别难以承受吗？

　　有很多事情都令我相当痛苦，利益平衡税对我个人形成很大打击。因为在这种税推出前，我在东京海上及火灾保险公司上有大笔交易，这家公司准备发行美国存托凭证(American Depository Receipt)。我在东京购买他们的股票，然后针对若干投资机构，以仅在发行时有效(if and when issued)的基础上，出售这家公司的美国存托凭证。这种交易有非常高的利润率，因为当中有风险因素存在，潜在的危险是美国存托凭证只是准备发行，有可能不发行。利益平衡税实施后，潜在危险变得很明确，在几天内，东京海上及火灾保险公司的交易变得岌岌可危，这种交易先前经过负责的合伙人批准，但是当其他合伙人质疑他时，他否认准许我进行这种交易，所以我成为必须负责的代罪羔羊。

　　这些证券是记在公司的账户上吗？

　　对。我们以仅在发行时有效的基础，出售这些美国存托凭证。如果美国存托凭证没有发行，公司账户就会留下这家公司普通股的持股，我们必须把这些股票在东京卖出，承担重大亏损。几天之后，东京海上及火灾保险公司发行了美国存托凭证，利润实现了，我和公司其他合伙人谈论，跟他们解释事实，但是我觉得怀疑的气氛不可能完全消除,因为如果我说的是事实，就表示我的合伙人说谎，只要我继续留在公司里，这件事就会萦绕在我心头，挥之不去。所以我等待了相当长的时间，然后开始找另一个工作。我离开时，这位负责的合伙人说，只要我不说他的任何坏话，他以后永远不会说我的坏话，于是我进了安贺暨布莱公司(Arnhold & S.Bleichroeder)。

　　你是怎么到那里去的？

　　他们早先曾说随时欢迎我去，我接受了。他们找人已经找了一阵子，但是我接受工作时，其实已经没事可做，因为欧洲证券业务已经被利益平衡税摧毁。可是在把美国投资机构的持股卖回欧洲方面，仍然可以做一些利润非常高的交易。在这方面，又有一个相当有趣的轶事，我最初发现安联保险公司，并且推出有关保险业的报告时，安联保险公司的经营层写了一封信告诉德瑞福斯公司，说他们买安联集团的股票犯了错误；该公司说，我的分析不正确，误导了大家，他们的股票已经高估。德瑞福斯公司不理这封信，继续买进，结果股票涨了两三倍。利益平衡税实施后，德瑞福斯公司想要退出，摩根银行也想退出，我直接去找安联保险公司，他们兜售这些股票。这时他们又写了一封信，向德瑞福斯公司解释说，卖这些股票是极为严重的错误，因为他们公司会有很高的盈余，会提高股利，并且要做一些其他利多的事情。不过，这时的股价远比他们说股价高估时高多了，最后他们把这些股票纳进控制股权的联合机构里。

　　然后你做了什么？

　　业务越来越稀少，我退回哲学领域里，从1963到1966年，我花时间设法改写我的哲学论文。

　　你真的放弃了工作？

　　没有，我继续受雇，但是我的心放在哲学上，不是事业。

　　你分心走入哲学之路的结果如何？

　　我以前写过一篇哲学论文，叫做《良知的负担》，在1961年到1962年完成，由沃特海姆公司的内刊部门发行，那就是我在这段期间想改写的东西，却没有多少进展。有一天，我重读前一天写好的东西，竟然看不懂，那时我才觉悟到自己是在浪费生命，于是我决定重新回到商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