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那时你已经聘请了一些人。

　　对，我们引进一些非常有天分的人，他们不是完全没有经验，就是经验很有限。当他们开始学习，开始和吉姆讨论事情，吉姆不能忍受来自底下的批评，他非常尊重我的批评，对于我的批评从来没有不满，但是他不能忍受他的徒弟批评他或与他意见不同，所以在这些人真正开始发挥生产力时，他会离奇地把他们摧毁，这样造成了很不愉快的气氛，也使我们丧失这些刚刚能够独立作业的人才。因此我们公司就出现真空。我们的基金规模越来越大，但是我们自己必须做所有的工作；我们成功了，却遭遇工作和责任不断增加的惩罚，终于演变到我们的合伙关系破裂的地步。

　　你刚才说给我听的事情，你亲自向罗杰斯解释过吗？

　　有，我想是我们在蒙特瑞的时候，我提出一个三阶段的策略。第一阶段是我们合力设法组成一个团队，如果这个做法不成功，第二阶段就是组成一个没有他的团队；如果这样还是不行，第三阶段是组成一个没有我的团队，实际情形就像这样。为了预作准备，我把公司的名字从索罗斯基金改为量子基金，我说这样是为了预祝基金规模像量子一样跳跃成长，我对量子机能的不确定原则当然很感兴趣，但是真正的原因是要把我的名字拿掉。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在1978年开始第一阶段的策略，在1980年初承认第一阶段的策略无效，我们就散伙了。但是基金在整个1980年到1981年初，继续以惊人的速度成长，我完全独立管理这个基金，只有非常少的员工，压力变得无法忍受，这是第二阶段。这种情形导致了1981年的危机，那年9月，我从积极管理基金方面退出，把基金的资本交给其他经理人经管，这是第三阶段。

　　请说明一下1981年的危机。

　　危机很早之前就开始了——大约是在我说出三阶段策略时。当时我极为成功，却极力否认自己的成就，我累得像狗一样，觉得如果自己放弃戒心，我的成就会受到威胁。那我有什么报酬呢？更多的资金、更多的责任、更多的工作还有更多的痛苦——因为我依靠痛苦作为决策工具。基金规模达到1亿美元了，我个人的财富应该也有2500万美元上下，我却接近崩溃边缘。这样毫无意义，我决定和自己的成就妥协，方法是接受自己确实很成功的事实，即使这样表示我此后不再成功，也要这样做，因为我的成就是靠自我否认、自我批评、自我折磨的态度得来的。或许我会把生金蛋的鹅杀掉，但是如果继续生金蛋，而我的生活却愈来愈痛苦，这又有什么意义？我必须开始享受自己成功的果实，否则我所有的努力将毫无意义。

　　在你的定义里，成功和你的生活方式毫无关系吗？

　　和我的工作有关，和我的生活方式无关。一般说来，成功的好处之一是可以享受我想要的东西，但是我没有任何奢侈的兴趣，和我的财力比较，我的生活一向简朴得多，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愿意承受的痛苦、压力和戒心的程度。

　　那么你说和自己的成就妥协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我所说的：我改变态度，接受自己很成功的事实，放弃自己的戒心，完全承认其中的危险。随之而来的是相当狂乱的时期，我不但与罗杰斯分手，也和我的第一任妻子分手。

　　你的婚姻为什么破裂？

　　这是我心理混乱经历的一部分，两者没有直接关系，因为我太太一直都很支持我，很能容忍我投入事业，但是我态度的改变瓦解了我们的关系，因此带来一个相当狂乱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我和合伙人散伙，和太太分手，独自管理1亿美元的基金。我故意放松到当时为止所遵循的操作限制，结果很好笑，竟然这一段的绩效好到令人吃惊。在随后的两年，我们实际上每年都使基金扩增一倍，基金规模从1亿美元跳到将近4亿美元。

　　你说你放松限制是什么意思？

　　情况显示我一直过度自我批评、过度自制。我一直坚持要对每一种状况深入了解后，才做一笔投资，又经常太早卖出这笔投资，因为我认为它不像应有的情形那么健全。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我总是有很丰富的新构想，这些新构想会奋力地挤入投资组合里，排除掉很多既有的投资。

　　时机太早是吗？

　　的确太早，我的管理风格太严谨，太束手束脚，因此我改用放任的态度，不再坚持对每一种状况了解得那么多。

　　比较凭直觉是吗？

　　真正的意义是我不再做这么多基本工作，我让自己拥有的丰富资讯慢慢地消耗。进入这段狂乱的时期时，我拥有丰富的知识，所以几乎可以根据这些知识应付可能出现的任何新机会。我记得曾经惊异地看着自己，对于自己反应速度之快、对于自己可以掌握的丰富资讯以及自己可以应用的推断深感讶异，我主导每一个状况，能够推断出别人看不出来的关系；但是我也觉得我正在消耗自己的资产，我这部机器正在瓦解。基金从1亿美元成长到4亿美元，我觉得我慢慢地失去控制，我比较明白自己现在所处的状况，但是不知道我会进入什么样的状况，我明白我不可能长此以往，因为要支撑4亿美元的基金所需的构想，远比在这个狂乱时期开始时多得多，压力确实变得几乎无法忍受。虽然我放松多了，却不是不负责任，即使我远不如以前那么谨慎的行动，我仍然觉得职责在身，这种情形事实上变成一种内部冲突，使我觉得基金像是一种生物、一种寄生虫，正在吸噬我的鲜血，消耗我的精力。我自问谁比较重要，基金还是我？基金是我成功的工具，或者我成了基金的奴隶？这种情形促使我实施第三阶段的策略性计划，这个计划我在1978年时就说给罗杰斯听过，我想从火线上退下来。

　　那时你设法让基金进入新阶段，却遭遇一些困难，对吗？

　　我想找人分担管理基金的责任却找不到，于是我开始找可以把全部责任授权下去的人，这样形成不幸的结果，就是把我内心的混乱公之于世，我和越多人谈，越多人知道我的心理状态，我的心理状态就变得越糟糕。

　　我陷入某种危机的流言传开，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在找人管理基金时并没有停止基金的操作；其实我应该冻结基金，然后改组管理阶层，但是我却在约谈别人的同时继续做投资决策。

　　这一切的混乱对基金有什么影响？

　　造成基金创立以来第一次亏损，我把自己的问题通知股东，给他们退出基金的选择权利。1981年9月，基金净值下降约26%时，我们遭到相当大笔的赎回，基金规模从4亿美元降成2亿，这是我和基金之间内部斗争的结果。基金输了，因为那一年的净值下降22%；我赢了，因为我恢复了主导权。

　　怎么说呢？你如何界定恢复主导权的定义？

　　我拒绝再做我事业的奴隶，我确定我是主人，而不是奴隶，这点在很多方面是极大的改变，因为我开始接受自己是成功者的事实，我克服了如果承认自己成功噩运可能来临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