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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走在股市曲线前面的人 作者：乔治·索罗斯 2007-06-28 12:30
那是一种罪恶吗？你认为承认自己成功，成功就会丧失吗？
不，更严重。我认为这种恐惧很有道理，如果你是个认真从事冒险的人，你需要纪律，我依靠的纪律是很深的戒心，戒心协助我在问题失控前警告我，如果我放松那种纪律，我一定会理所当然的重新陷入勤奋工作和其他不是我专长的例行事务上。我害怕承认自己成功，因为这样可能侵蚀我的戒心，一旦你把成功视为理所当然，戒心就会降低，等碰到问题时，你会静坐不动，你知道自己很成功，总是会设法摆脱困难。到这种地步，你就已丧失摆脱困难的能力了。
你害怕自满自适？
对，但是我认为在这段时间里，我的人格历经重大的变化。在我的情感结构中，罪恶感和羞耻感因素占相当大的一部分。但是我熬过这段期间，我看过几次心理分析师，其实这件事意义不大，因为我从来没有接受过精神治疗，而且我一周只去看一两次而已，不过这是很重要的程序，我透露自己的偏见，把偏见公开出来后，我就认识到这些偏见毫无意义，因此就可以抛弃偏见。
过去我嘴里的唾液腺有一颗结石，极为疼痛，医生动手术拿出结石，手术也很痛。这颗结石是坚硬的小圆球，因为结石给我造成了这么多的痛苦，所以我希望保留这颗结石。几天之后，我看一看结石，它已经变成灰，因为它是纯粹的钙，干燥之后会变成粉末。我的烦恼其实也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烦恼公开之后就烟消云散了。
大致说来，你在那一段时间之后人生变得比较积极，对吗？
对，我觉得我已经完成某些成就，的确变得比较容易共同生活，我敢说我第一任和第二任妻子对我的看法一定完全不同，我告诉现任的妻子苏珊我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我想她不很相信我的话。
基金的情形如何？
到1981年9月，我已经把基金分散成由很多基金组成的基金，我的计划是把基金分成好几个部分，交给其他的经理人，我变成监督，不再是活跃的经理人，随后的1982~1984年期间，是死气沉沉的岁月，这种安排并没有很好的成效。
在这段期间里，把基金发包出去的管理方法不很成功吗？
我任用一些外部的经理人，有些人表现很好，而且很多年来继续替我管理资金；有些人做得没有那么好。我也聘请一位驻在公司的资金经理人吉姆•马魁斯(Jim Marquez)，这种安排的整体绩效并不好，我开始对这种安排不满意，所以决定重作冯妇，变得比较主动、积极。马魁斯不能够忍受就离开了。
1984年，你决定不再把所有的资金发包给其他基金经理人，自己重新回投资事业，并且建立一个团队，问题就剩下找出好手，对吗？
那是后来的事情，一开始我并没有管理团队，我必须重新进场，独立奋斗。
那时你开始你的即时实验(realtime experiment)，请解释一下这件事。
为了让自己在心智上重新与投资结合，我决定设法写一本书，谈我的投资方法，就这样开始我所说的即时实验。我的构想是在决策过程逐步开展时，把过程记录下来。因为我认为投资是一种历史过程。对我而言，这正是该做的适当实验，这不是科学实验，而是像炼金术，因为我预期我所进行的实验会影响结果，我希望这种影响是正面的，也希望我的期望能够达成。结果我们创造了另一段爆炸性成长的时期，因此，虽然根据科学标准，实验并没有确实证明我的理论，但是根据这个理论所建立的标准来看，实验证明了理论的正确性。我的论点之一是理论和实验会影响有关的主题事件，所以到1985年，我开始着手即时实验。
你在《金融炼金术》(The Alchemy of Finance,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1版，定价：24.80元)这本书里描述这件事。
对，都写在这本书里。这个即时实验变成非常好的构想，因为它刺激我的思考。由于我必须解释作决策的原因，我被迫变得比较前后一贯，等于在我身上强加了若干纪律，这点非常有帮助。即时实验涵盖了1985年9月的广场协定(Plaza Accord)，对我和基金来说，这个实验是个重大的胜利。我们在即时实验的15个月里，大约赚进114%的利润，对作家来说，这可能是写一本书所能获得的最高酬劳了。
我们来谈谈广场协定。请解释这个协定如何契合你的即时实验。1985年9月22日，星期日，五大工业国领袖在纽约广场大饭店(Plaza Hotel)开会，认定80年代初期极为强劲的美元已经高过头，他们达成打压美元的协定。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怎么体认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你采取了什么行动？
我在《金融炼金术》这本书里描述过，广场协定代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结束，代之而起的是所谓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旧的模式打破了，这是新的游戏，我认为对五大工业国而言，这是个必须采取的行动，我看出这个新起点的意义。虽然我已经承接日元和德?马克的多头部位，我还是进场大量增加这些部位。我不记得自己是否立刻这样做，很可能是这样的。然后我停下来，接着又再多买一些，但是无论如何，这是我觉得自己走在波浪之前的一个案例，我已经拥有多头部位，又有能力再加码去追逐成果，我承接了非常大的部位，成果很丰硕。
你的策略在广场协定上成效优异，但是不久之后，你遭遇到不同的经验，你可否描述一下你在“黑色星期一”时的情况？
我的书在1987年出版，接着我到处去演讲、探讨这本书，我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John F.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去讨论我的盛衰理论(boom/bust theory)，我从会场出来时，发现股市遭到庞大的卖压暴跌。我想这是黑色星期一之前的星期三，这是我应该留在办公室里，奋力退出市场的时候，但是我错过了，我看得出市场会出现麻烦，但是我以为应该先在日本出现，因为日本正在形成金融泡沫，所以我放空日本股票，作多美国股票。结果问题在美国出现，日本市场没有崩溃，因为政府当局支撑住了，我在日本的空头部位，实际上变成了重大负担，迫使我卖出我的多头部位，以避免追缴保证金。我必须撤退，而我也做得干净利落，因为我的原则是生存第一，赚钱其次。我们在几天里遭遇重大亏损，但是以全年来说，我们仍然领先，所以实际上在1987年结束时，我们仍然处在成长的一方，我想获利率是14%。
1987年时，你已经建立了一部分的管理团队？
对，我拥有一个由四位资深分析师兼经理人组成的团队。或许你还记得，当时你相当怀疑我能不能和他们共事，并且给他们充分的自由。但是我对于能够授权真是高兴都来不及，而且我避免经管业务，把大部分业务交给他们，实际上自己并没有放弃领导的职位。1987年时，我的书吸引了朱肯米勒，当时他是德瑞福斯公司的基金经理人，他看了我的书，来找我讨论，因为他发现这本书可以刺激他的心智。我们熟识后，我请他加入，他很忠诚，拒绝离开德瑞福斯，因为他觉得他在这个艰难的一年里，赚了很多钱，应该会得到很高的酬劳，在应付股市大崩盘方面，他做得比我好，但是到那年年底，他预期的酬劳落空，他觉得可以自由加入我的公司了，于是在1988年9月加入。
朱肯米勒负责我们所说的宏观投资。我仍然是老板，但是我渐渐的不在公司里，因为我深深介入中国、俄罗斯和东欧的事务。他做宏观决定，我在1987年初组成的团队负责选股。他加入公司的第一年表现没有预期的好，他把原因怪罪到我在现场，这点多少妨碍他产生自我意识，或者说是对他的风格绑手绑脚，他相当懊恼，我们之间没有冲突，但是，他觉得对我失望，他并没有隐藏这件事。因此在我变得极度涉入东欧事务时，我常常根本不在公司，让他全权负责，我们做了比较正式的安排，不过，总之我对这一点有所谅解。然而这样对他仍然大有帮助，在此之前，他很可能觉得只要他做得很好，他就是负责人，而一旦他做得不好就很可能不是主导者。他真正接管主导权后，我们发展成为一种教练和球员的关系，从此以后就运作得很顺畅。就我教练的身份，他和其他的球员可以来找我，寻求建议，提出构想，而不觉得我会介入他们的打法，或者从他们手里拿过球，亲自带球。
我认为这是非常有用的运作方法，我也负责分配他们之间的利润比率，基金管理公司所获盈余的一半保留给管理团队，我负责分大饼。这一点又非常有用，因为他们知道我在意的是基金长期的整体绩效，他们承认我是公正无私的裁判，这点促成良好的团队士气，我也负责公司整体策略，例如决定创立新基金，结束既有的基金，或是踏入新的业务领域。
不，更严重。我认为这种恐惧很有道理，如果你是个认真从事冒险的人，你需要纪律，我依靠的纪律是很深的戒心，戒心协助我在问题失控前警告我，如果我放松那种纪律，我一定会理所当然的重新陷入勤奋工作和其他不是我专长的例行事务上。我害怕承认自己成功，因为这样可能侵蚀我的戒心，一旦你把成功视为理所当然，戒心就会降低，等碰到问题时，你会静坐不动，你知道自己很成功，总是会设法摆脱困难。到这种地步，你就已丧失摆脱困难的能力了。
你害怕自满自适？
对，但是我认为在这段时间里，我的人格历经重大的变化。在我的情感结构中，罪恶感和羞耻感因素占相当大的一部分。但是我熬过这段期间，我看过几次心理分析师，其实这件事意义不大，因为我从来没有接受过精神治疗，而且我一周只去看一两次而已，不过这是很重要的程序，我透露自己的偏见，把偏见公开出来后，我就认识到这些偏见毫无意义，因此就可以抛弃偏见。
过去我嘴里的唾液腺有一颗结石，极为疼痛，医生动手术拿出结石，手术也很痛。这颗结石是坚硬的小圆球，因为结石给我造成了这么多的痛苦，所以我希望保留这颗结石。几天之后，我看一看结石，它已经变成灰，因为它是纯粹的钙，干燥之后会变成粉末。我的烦恼其实也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烦恼公开之后就烟消云散了。
大致说来，你在那一段时间之后人生变得比较积极，对吗？
对，我觉得我已经完成某些成就，的确变得比较容易共同生活，我敢说我第一任和第二任妻子对我的看法一定完全不同，我告诉现任的妻子苏珊我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我想她不很相信我的话。
基金的情形如何？
到1981年9月，我已经把基金分散成由很多基金组成的基金，我的计划是把基金分成好几个部分，交给其他的经理人，我变成监督，不再是活跃的经理人，随后的1982~1984年期间，是死气沉沉的岁月，这种安排并没有很好的成效。
在这段期间里，把基金发包出去的管理方法不很成功吗？
我任用一些外部的经理人，有些人表现很好，而且很多年来继续替我管理资金；有些人做得没有那么好。我也聘请一位驻在公司的资金经理人吉姆•马魁斯(Jim Marquez)，这种安排的整体绩效并不好，我开始对这种安排不满意，所以决定重作冯妇，变得比较主动、积极。马魁斯不能够忍受就离开了。
1984年，你决定不再把所有的资金发包给其他基金经理人，自己重新回投资事业，并且建立一个团队，问题就剩下找出好手，对吗？
那是后来的事情，一开始我并没有管理团队，我必须重新进场，独立奋斗。
那时你开始你的即时实验(realtime experiment)，请解释一下这件事。
为了让自己在心智上重新与投资结合，我决定设法写一本书，谈我的投资方法，就这样开始我所说的即时实验。我的构想是在决策过程逐步开展时，把过程记录下来。因为我认为投资是一种历史过程。对我而言，这正是该做的适当实验，这不是科学实验，而是像炼金术，因为我预期我所进行的实验会影响结果，我希望这种影响是正面的，也希望我的期望能够达成。结果我们创造了另一段爆炸性成长的时期，因此，虽然根据科学标准，实验并没有确实证明我的理论，但是根据这个理论所建立的标准来看，实验证明了理论的正确性。我的论点之一是理论和实验会影响有关的主题事件，所以到1985年，我开始着手即时实验。
你在《金融炼金术》(The Alchemy of Finance,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1版，定价：24.80元)这本书里描述这件事。
对，都写在这本书里。这个即时实验变成非常好的构想，因为它刺激我的思考。由于我必须解释作决策的原因，我被迫变得比较前后一贯，等于在我身上强加了若干纪律，这点非常有帮助。即时实验涵盖了1985年9月的广场协定(Plaza Accord)，对我和基金来说，这个实验是个重大的胜利。我们在即时实验的15个月里，大约赚进114%的利润，对作家来说，这可能是写一本书所能获得的最高酬劳了。
我们来谈谈广场协定。请解释这个协定如何契合你的即时实验。1985年9月22日，星期日，五大工业国领袖在纽约广场大饭店(Plaza Hotel)开会，认定80年代初期极为强劲的美元已经高过头，他们达成打压美元的协定。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怎么体认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你采取了什么行动？
我在《金融炼金术》这本书里描述过，广场协定代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结束，代之而起的是所谓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旧的模式打破了，这是新的游戏，我认为对五大工业国而言，这是个必须采取的行动，我看出这个新起点的意义。虽然我已经承接日元和德?马克的多头部位，我还是进场大量增加这些部位。我不记得自己是否立刻这样做，很可能是这样的。然后我停下来，接着又再多买一些，但是无论如何，这是我觉得自己走在波浪之前的一个案例，我已经拥有多头部位，又有能力再加码去追逐成果，我承接了非常大的部位，成果很丰硕。
你的策略在广场协定上成效优异，但是不久之后，你遭遇到不同的经验，你可否描述一下你在“黑色星期一”时的情况？
我的书在1987年出版，接着我到处去演讲、探讨这本书，我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John F.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去讨论我的盛衰理论(boom/bust theory)，我从会场出来时，发现股市遭到庞大的卖压暴跌。我想这是黑色星期一之前的星期三，这是我应该留在办公室里，奋力退出市场的时候，但是我错过了，我看得出市场会出现麻烦，但是我以为应该先在日本出现，因为日本正在形成金融泡沫，所以我放空日本股票，作多美国股票。结果问题在美国出现，日本市场没有崩溃，因为政府当局支撑住了，我在日本的空头部位，实际上变成了重大负担，迫使我卖出我的多头部位，以避免追缴保证金。我必须撤退，而我也做得干净利落，因为我的原则是生存第一，赚钱其次。我们在几天里遭遇重大亏损，但是以全年来说，我们仍然领先，所以实际上在1987年结束时，我们仍然处在成长的一方，我想获利率是14%。
1987年时，你已经建立了一部分的管理团队？
对，我拥有一个由四位资深分析师兼经理人组成的团队。或许你还记得，当时你相当怀疑我能不能和他们共事，并且给他们充分的自由。但是我对于能够授权真是高兴都来不及，而且我避免经管业务，把大部分业务交给他们，实际上自己并没有放弃领导的职位。1987年时，我的书吸引了朱肯米勒，当时他是德瑞福斯公司的基金经理人，他看了我的书，来找我讨论，因为他发现这本书可以刺激他的心智。我们熟识后，我请他加入，他很忠诚，拒绝离开德瑞福斯，因为他觉得他在这个艰难的一年里，赚了很多钱，应该会得到很高的酬劳，在应付股市大崩盘方面，他做得比我好，但是到那年年底，他预期的酬劳落空，他觉得可以自由加入我的公司了，于是在1988年9月加入。
朱肯米勒负责我们所说的宏观投资。我仍然是老板，但是我渐渐的不在公司里，因为我深深介入中国、俄罗斯和东欧的事务。他做宏观决定，我在1987年初组成的团队负责选股。他加入公司的第一年表现没有预期的好，他把原因怪罪到我在现场，这点多少妨碍他产生自我意识，或者说是对他的风格绑手绑脚，他相当懊恼，我们之间没有冲突，但是，他觉得对我失望，他并没有隐藏这件事。因此在我变得极度涉入东欧事务时，我常常根本不在公司，让他全权负责，我们做了比较正式的安排，不过，总之我对这一点有所谅解。然而这样对他仍然大有帮助，在此之前，他很可能觉得只要他做得很好，他就是负责人，而一旦他做得不好就很可能不是主导者。他真正接管主导权后，我们发展成为一种教练和球员的关系，从此以后就运作得很顺畅。就我教练的身份，他和其他的球员可以来找我，寻求建议，提出构想，而不觉得我会介入他们的打法，或者从他们手里拿过球，亲自带球。
我认为这是非常有用的运作方法，我也负责分配他们之间的利润比率，基金管理公司所获盈余的一半保留给管理团队，我负责分大饼。这一点又非常有用，因为他们知道我在意的是基金长期的整体绩效，他们承认我是公正无私的裁判，这点促成良好的团队士气，我也负责公司整体策略，例如决定创立新基金，结束既有的基金，或是踏入新的业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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