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解释一下你在金融市场中，如何运用盛衰理论。我们来谈谈你最著名的事迹：你如何利用英镑危机获利？

　　英镑是欧洲汇率机制(Europe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ERM)的一部分，这个机制在近乎均衡的状况下运作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它其实是很高明、很精密的制度，容许经常性的调整，而且调整幅度不太大，不足以让像我这样的投机客从中赚取暴利，所以是一个近乎均衡的制度，大约已经到达汇率机制所能及的完美程度。

　　接着发生的苏联崩溃和德国统一事件，使这个制度陷入动态不均衡。根据我的理论，每一种汇率制度都有缺点，欧洲汇率机制一样有潜在的缺陷，但是一直到德国统一之后，才浮上表面。它的缺陷在于：德国联邦银行在这个制度中扮演双重角色，既是欧洲汇率机制的基础，也是德国货币稳定的法定保护者，在近乎均衡期间，德国联邦银行可以毫无困难的扮好两种角色；但是德国统一后，促成东德货币以高得过度的汇率兑换德国马克，因而在德国联邦银行的两个角色——也就是宪法上的角色和担任欧洲汇率机制的角色——之间创造出冲突。

　　东德马克和德国马克的汇率跟政治目标比较有关，和经济现实比较无关，对吗？

　　对，而且西德的资金大量注入东德，在德国经济中引发强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德国联邦银行职责所在——由宪法规定而不仅是由法律规定——必须提高利率以对抗这种压力，德国联邦银行也真的这样强力运作。这时欧洲、特别是英国深深陷在经济衰退之中，德国的利率政策完全不适于英国的状况，德国联邦银行两种角色之间的冲突出现，然而根据宪法，哪一种角色优先毫无疑问，德国联邦银行在欧洲其他国家经济衰退时强力紧缩货币，导致德国联邦银行不适合担任欧洲汇率机制的稳定基础，从而使一向处于近乎均衡状态中运作的欧洲汇率机制陷入动态不均衡。

　　还有其他冲突使这种情况恶化，在德国总理科尔(Chancellor Kohl)和德国联邦银行之间，对于东德马克和德国马克之间的汇率有冲突，对于政府赤字如何融通也有争执。但是，这种冲突有更深层的原因。

　　苏联崩溃时，科尔总理和法国总统密特朗(Mitterrand)会面，说他希望在欧洲的架构下完成德国的统一，他们两人同意欧洲共同体的结构需要强化，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当然不同意，艰苦的谈判随之而来，最后谈成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这个条约谈定的事情中，有一点是建立一种机制，以便创造一种共同的欧洲货币，结果证明这个观念有很大的缺陷。

　　倡议中的欧洲货币同盟(EMU)是德国联邦银行的丧钟，因为要由欧洲中央银行取代德国联邦银行。我们或许可以说，欧洲中央银行是德国联邦银行的精神继承者，但是，对一个极有权力而且享受权利的机构而言，这样丝毫没有值得安慰之处。机构似乎天生有一种让自己永垂不朽的意愿，它们对保存本身生命的决心似乎比其他生物还要顽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危害了德国联邦银行的生存。

　　所以有三件事情发生冲突：第一，德国需要的货币政策和欧洲其他国家不同；第二，德国联邦银行主张的财政政策，和科尔总理实际采行的政策不同；第三，德国联邦银行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在我的看法里，这三种冲突中，第三种最不为人所了解，而且最具有决定性。这些冲突已经酝酿一些时日，虽然德国是在1990年完成统一，危机却一直到1992年才浮现，但是真正了解这些事的人，都可以看出危机逐渐发展。

　　请说明造成1992年9月危机的事件，你最先想到英镑崩溃在即是什么时候？

　　我从德国联邦银行总裁史勒辛格(Schlesinger)那里得到第一个暗示，他在一个重要的集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如果投资人认为欧洲货币单位(European Currency Unit，ECU)是由一篮子固定的货币组成，那么投资人就想错了。他特别提到，意大利里拉不是非常健全的货币。我在演讲之后问他，是否喜欢欧洲货币单位变成一种货币？他说他喜欢这种观念，但是不喜欢这个名称，如果这种货币叫做马克，他一定会喜欢。

　　我心领神会，他的话鼓励我们放空意大利里拉，而且事实上，意大利里拉在很短时间内，就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这点很明显地指出英镑也岌岌可危，而我们在放空里拉时所得到的利润，让我们有在英镑上冒险的靠山。我已经不记得事件的正确顺序，幸运的是，我的记忆力很差，这点使我偏向处理未来而不是过去。我记得丹麦公民投票否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接着是在法国公民投票之前的周末，欧洲国家举行极为紧张的谈判。随着英镑受到的压力逐渐升高，情况变得越发紧张，英国政府为了防卫英镑，把利率提高两个百分点，这时高潮终于来到。这是绝望的行动，告诉我们英国的立场无法维持，因此鼓励我们比以前更大胆的继续放空英镑。结局就是这样：利率在中午提高，到傍晚时，英镑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

　　批评你的人说，英国提高利率两个百分点是正确的做法，要是你在这种状况下没有发动集体攻击，整个下午都抛空英镑的话，英国的做法应该会成功。

　　最重要的是，这是无法维持下去的行动，因为如果可以支撑得住，那么我们的集体攻击就不会把英镑赶出欧洲汇率机制。其次，我们不是唯一的参与者，即使我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大致上这种过程都会用同样的方式展开。英格兰银行提高利率时，我们可能在最后阶段扮演某种角色，因为当时市场的参与者可能会迟疑，而我们决定性的反应可能促使群众再度攻击。我们可能略微加快了这个过程，但是我敢说，无论如何，这种状况都会发生。

　　你现在能够把这件事再和你的理论扯上关系吗？

　　一种制度性的结构，例如欧洲汇率机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都在近乎均衡的状况下运作，然后突然陷入动态不均衡。另有一个我还没有提到的因素使整个情势恶化，就是市场参与者的认知中有一个缺陷。你回想一下，应该可以记得，投资机构预期欧洲各种货币会在持续进行的程序中统一成单一货币，因此他们认定汇率波动会比过去缩小，每个人因而争相购买比较弱势货币的高收益债券，这点使欧洲汇率机制变得比以前更僵化，使它必须面对激烈的变革，而不是渐进的调整。

　　你看出大家都预期渐进的改变，而且你看出庞大的差异逐渐形成，所以你在这件事情上，洞察到这是重大的不均衡，因此你认为机会十分难得，应该把融资增加到最大限度，对吗？

　　对，当时我准备面对制度的变革，别人却在既有的制度下行动。在这方面我认为，我看得出情势可能经历革命性变化的敏锐感觉很有用。你应该还记得，英国政府一直到最后一分钟，还向大众保证欧洲汇率机制稳如磐石，他们可能影响了某些投资人，但绝对不能让我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