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樱田门外之变”一样，“坂下门外之变”也对幕府的权威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如果任何藩的任何武士都可因为不满政府的施政，而对主政者动刀动枪，这样的政府还有什么权威可言？

　　幕府的处境现在可说是每况愈下。而“公武合体”这条新路线也证明不见得好走多少。

　　谈到“公武合体”，接下来我们得介绍长井雅乐与岛津久光，因为这两人也是“公武合体”的倡导者。

　　长井雅乐（1819~1863年）出身长州藩的名族，在长州藩的藩士之中，他被视为“智辩第一”。1861年（井伊直弼死后翌年）4月，长井雅乐向长州藩主毛利庆亲提出一份建议书，主张“航海远略策”。

　　攘夷派与开国派

　　佩里舰队来航以来，日本的政局之所以纷乱不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各方势力对如何因应“夷狄”意见分歧。这些意见大致可分成“攘夷派”与“开国派”两种。当然，如果细分的话，“攘夷派”又可分成“立即攘夷”与“先把军备充实好之后再攘夷”；“开国派”也可分成“消极的开国”（既然打不过对方，只好应对方要求开国）与“积极的开国”（与世界各国来往贸易为时代潮流，日本若不想被潮流淘汰，只有开国一途）。

　　幕府由于身处最前线与外国折冲，所获得的情报最多，知道攘夷行不通，可是又不敢断然扬弃传统包袱，因此只好采取“消极性开国”的方针。

　　至于孝明天皇与其下的多数公卿，由于久居深宫，又没有与外国交涉的经验，因此完全不了解世界情势，只会情绪性地主张攘夷。

　　一边采取“开国”方针，另一边强烈主张“攘夷”，这就是公（朝廷）武（幕府）双方总是处于紧张对立状况的主要原因。

　　长井雅乐果然不愧为长州藩“智辩第一”，他的“航海远略策”把“开国”与“攘夷”两个表面上看起来水火不相容的主张巧妙地结合起来。

　　“航海远略策”的内容是这样：日本必须攘夷，可是绝非不管三七二十一看见洋人就砍的情绪性攘夷，而是采取积极性开国的方针，努力富国强兵，称霸于全球，将洋人压制于脚下。这样才是真正的攘夷。

　　这个既开国又攘夷的巧妙理论，可想而知，必定较容易被公、武双方所接受，而达到公武合体的目的。

　　长州藩主毛利庆亲立刻采纳了长井雅乐的建议书，将“航海远略策”定为长州藩的方针，并且派遣长井雅乐前往京都与江户，向朝廷与幕府游说。

　　如果长井雅乐的“航海远略策”能够获得各方的共识，那么日本的现代化脚步或许还会再快几年。可是长州藩的攘夷派势力实在太过顽强了，他们认为长井雅乐是个奸人，他的“真攘夷论”根本是站在幕府的立场，为幕府的“失政”辩护、粉饰，以欺瞒天皇，让天皇也同意开国。结果，在藩内攘夷派的猛烈攻击下，长井雅乐不仅丢官失职，还被迫自杀。

　　此后，攘夷派控制了长州藩藩政，长州藩成为全日本各藩之中最强烈主张攘夷的雄藩，也成为幕府的死对头。

　　接下来，再来谈谈岛津久光。

　　岛津久光的活跃

　　岛津久光（1817~1887年）是萨摩藩前藩主岛津齐彬的同父异母弟弟。岛津齐彬于1858年病逝之后，藩主之位由岛津久光的儿子岛津忠义继承，不过藩政的实权则操在岛津久光手里。

　　岛津久光虽然不像哥哥岛津齐彬那么英明，却颇认同齐彬的路线而决定沿袭，亦即，以萨摩藩的武力为后盾，介入中央政治，一方面逼迫幕府实行政治改革，一方面借机扩张萨摩藩的势力。

　　这里所说的“逼迫幕府实行政治改革”，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内容，只不过是仿照昔日“一桥派”的构想，将几位“一桥派”大名送进幕阁，以掌握幕政。

　　和当时大多数人一样，岛津久光也很讨厌“夷狄”，可是他却反对尊攘（尊王攘夷）激进派志士的作风。从1860年大老井伊直弼被刺，以及1862年老中安藤信睦被刺，两个事件就可看出，这些志士已经走上了暴力路线。而且，他们的政治理念也逐渐由“反幕”转变成“倒幕”（推翻幕府）。

　　岛津久光主张改革，但那只是体制内的改革，绝不是推翻旧体制，另创新体制。对他而言，以及对绝大多数的大名而言，尊攘激进派志士的暴力手段与倒幕主张是极端危险的。因为那很可能会危及他们在现存体制中的既得利益。

　　安藤信睦遇刺之后，本来就呈衰颓走势的幕府权威更加下落，岛津久光看到这个情形，知道自己登场的时机成熟了。1862年4月，他率领1000多名藩兵从萨摩藩出发，前往朝廷的所在地——京都。

　　这在江户时代250年来可真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按照幕府的规矩，没有幕府的允许，任何大名都不可进入京都与朝廷接触，当然更不准率兵入京都。岛津久光不是大名（他只是大名的父亲），却擅自率兵入京都，如果是在幕府强盛的时代，肯定会被冠以“阴谋造反”的罪名而遭处死。此时幕府权威的低落由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