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津久光率兵赴京的目的并不是想打击幕府的权威，他只是想从孝明天皇那儿获得逼迫幕府实行政治改革的“圣旨”罢了。

　　然而，岛津久光此举却让各地的尊攘志士雀跃三丈。他们认为岛津久光胆敢突破幕府的禁忌，率兵入京，一定是想干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事。所谓“大事”，自然是“勤王倒幕”。于是，各地志士纷纷前往京都，准备“共襄盛举”。

　　岛津久光于5月14日抵达京都后，发现他率兵入京的意图竟然被众人误解，不但各地志士汇集京都，摩拳擦掌，连京都守护职（幕府在京都的最高行政长官）酒井忠义都因为听说岛津久光要把他干掉，而在家里足足躲了5天，不敢与岛津久光见面。

　　岛津久光可不愿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为“倒幕”的先锋。他决定以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他只是想促成公武合体以及改革幕政，绝没有推翻幕府的企图。

　　寺田屋之变

　　当时，萨摩藩激进派首领有马新七等人住宿在京都近郊的旅馆寺田屋。他们由于等不到岛津久光的倒幕举动，心急之下，便决定先把亲幕府的关白九条尚忠以及所司代酒井忠义干掉再说。岛津久光获得这个情报后，于5月21日派九名剑客到寺田屋镇压。双方经过一场大厮杀后，激进派之中，有马新七等6名阵亡，另有2名受重伤。这便是所谓的“寺田屋之变”。

　　“寺田屋之变”立即产生了两个影响。第一个影响是，汇集在京都的尊攘志士原来对岛津久光抱有很高的“期望”，如今，期望破灭，一时之间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尤其是萨摩藩的激进派，受到藩公岛津久光的无情镇压后，元气大伤。

　　第二个影响是，岛津久光因此而获得了孝明天皇的信赖。我们谈过，孝明天皇虽然因为厌恶“夷狄”，而不满幕府的“开国”政策，可是他却丝毫没有夺回政权的野心，他只是想恢复佩里舰队来航之前那种“平静”的日子。尊攘志士虽然打着“尊王”的旗帜，他们的暴力手段与倒幕主张却令孝明天皇极感不安。因此，岛津久光镇压自藩尊攘志士而维持了京都治安一事，让孝明天皇深为满意。

　　在这种情况下，岛津久光很顺利地从孝明天皇那儿获得了他所要的“圣旨”。“圣旨”的内容是要求幕府做下列3件事：

　　一、将军立即率领各大名赴京都，与朝廷共商攘夷策略。

　　二、任命沿海五大藩的藩主为五大老。

　　三、任命德川庆喜为“将军后见职”，以及任命松平庆永为“大老”。

　　这3项要求之中，岛津久光真正想要的只有第3项。

　　当年，“一桥派”与“南纪派”在角逐政权时，双方首先争夺“将军继嗣”，结果“一桥派”所推举的德川庆喜败给了“南纪派”所推举的德川家茂。接着，双方又把争夺的目标移到“大老”一职，结果，“一桥派”的松平庆永又输给了“南纪派”的井伊直弼。

　　如今，物换星移，幕府的权威大不如昔，岛津久光如果能趁这个机会，把德川庆喜与松平庆永分别送上“将军后见职”与“大老”的坐椅，“一桥派”昔日功败垂成的美梦不就在他手里完成了吗？这是岛津久光的功名心。

　　“将军后见职”当然比不上“将军”。所谓“后见”，就是“未成年者的监护人”，因此，“将军后见职”是指将军在未成年时，辅佐将军的官职。这个职位在江户时代250年来一直没存在过，直到1858年第13代将军德川家定去世，第14代将军德川家茂以12岁的幼龄继位，加上政局纷扰不定，才“创造”出这么一个职位，由田安家的田安庆赖担任。可是由于是新创的职位，其权责的范围没有前例可循，因此田安庆赖虽然担任这个看起来地位蛮崇高的“将军后见职”，可是却没什么明显的影响力。

　　问题是事在人为。如果德川庆喜能够担任“将军后见职”，而且如果德川庆喜的“野心”比田安庆赖大得多，那么，德川庆喜或许能把“将军后见职”这个“看起来”地位蛮崇高的职位变成“实际上”地位很崇高、很有影响力的职位。如此一来，“一桥派”虽然无法获得“将军”，却也相去不远了。

　　1862年6月，朝廷接受了岛津久光的建议，派遣勅使大原重德（公卿）前往江户幕府传达圣旨。护卫大原重德东去的当然是岛津久光以及久光所率领的藩兵。

　　7月初，一行人浩浩荡荡地进入江户。

　　幕府接获圣旨后，自然是面露难色。结果，经过几番折冲，幕府答应让德川庆喜担任“将军后见职”，至于松平庆永的“大老”部分，幕府拒绝了，不过却答应另外设立一个新职位“政事总裁职”，让松平庆永担任。

　　这是幕府的计谋。“大老”的权力之大，从井伊直弼担任“大老”后所施展的独裁作风就可见一斑。如此权高位大的职位怎可让“一桥派”的松平庆永担任？相反的，“政事总裁职”和“将军后见职”一样，都是看似权高位大，其实却是权责不明的虚位。这样的虚位让给德川庆喜与松平庆永过过干瘾又有何妨？

　　然而，即使是如此，?位来自偏远地区的外样大名（严格地说，岛津久光还不算是大名）居然敢挟着天皇的权威，率兵入江户，胁迫幕府答应这个答应那个，而且还获得幕府某种程度的妥协，这可真是前所未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