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军舰眼看占不了什么大便宜，便于翌日离开鹿儿岛湾。

　　这场“萨英战争”产生了一个意外的结果，那就是萨摩藩与英国不打不相识，双方的关系在战后愈来愈亲密。

　　就萨摩藩这边来说，前文曾经提过，萨摩藩前藩主岛津齐彬是位英明而极有远见的人，他在位的期间，延聘各方著名的兰学者，全力引进西方科技，使得萨摩藩的军备武力雄冠各藩。后来岛津齐彬去世后，萨摩藩的军事力量虽然多少有点衰退，可是却依旧是全日本各藩中（幕府除外）最强大的。萨摩藩以此自负，岛津久光也是因为有这股军事力量作后盾，才敢纵横于京都与江户。

　　然而，与英国一仗打下来，萨摩藩才知道西方武器之精良，远远超过了这边。对方的大炮射程为4公里，这边的大炮射程却只有1公里。下回对方的军舰若停在较远的地方炮击，那萨摩藩岂不只有挨打的分？

　　萨摩藩的决策层本来就不热衷攘夷，前藩主岛津齐彬还是个开国论者，主张攘夷的只是底下的一些武士，而这些武士在经历过“萨英战争”后，大多已觉悟攘夷是一件不切实际的事。因此，“萨英战争”之后，“开国”成了萨摩藩的共识。既然如此，今后与英国的关系就应该是“和”，而不是“战”。

　　就英国这边来说，英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耀武扬威、无往不利，认为中国不堪一击；来到日本后，也是怀着类似的心态。没想到与萨摩藩一仗打下来，竟然落个两败俱伤的结果，并没有占到什么大便宜。从此，英国对萨摩藩刮目相看，觉得与萨摩藩硬碰硬不是好办法，能和就和。

　　就在这种双方都有和解意愿的情况下，英萨于横滨展开了谈判。萨摩藩答应赔偿英方25000英镑（相当日币7万两），并答应处罚生麦事件的犯人。

　　7万两虽然是一笔庞大的金额，可是萨摩藩却一点儿也不吃亏，因为这笔巨款是向幕府借来的。幕府起初以“财政拮据”为理由，不肯借，岛津久光的谋臣大久保利通便放话恐吓：“如果幕府不肯借7万两，我就先杀死英国公使，再切腹自杀。”幕府担心事态恶化，只好借钱。而这笔7万两的借款，萨摩藩始终没有还。

　　经过“萨英战争”与横滨谈判之后，英国人发现了3件事：

　　一、萨摩藩的武力不容小觑。

　　二、萨摩藩并不主张攘夷，是个可以沟通的对象。

　　三、幕府命令不动萨摩藩，已丧失中央政府应有的权威。

　　和美、法等国一样，英国一直认为幕府是日本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将军是最高统治者，可是“萨英战争”之后，英国修正了这种看法，认为日本将来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以萨摩藩为中心的雄藩联合政府。

　　“八•一八政变”

　　现在我们再把焦点移到京都。

　　前面曾经提过，在“天诛”的横行下，从1862年夏到1863年夏，京都成了尊攘派的天下。将军德川家茂上京后，尊攘派策动朝廷，逼迫将军答应于1863年6月25日实行攘夷。可是将军虽然口头上答应，却阳奉阴违，过了6月25日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攘夷行动。长州藩认真攘夷，还挨了幕府一顿骂。尊攘派对此极为不满，便计划策动天皇实行倒幕（推翻幕府）。

　　然而，孝明天皇虽然也是个攘夷论者，却没有想要倒幕。对他而言，尊攘派的倒幕计划实在太过激进，也太过危险了。

　　于是，在孝明天皇的授意下，中川宫朝彦亲王、前关白近卫忠熙父子、右大臣二条齐敬等公武合体派公卿密谋发动政变，把尊攘派赶出京都。政变的执行工作则交由会津藩与萨摩藩负责。

　　幕府派驻京都的最高指挥官原本是“京都守护职”，后来由于京都的情势愈来愈混乱，幕府便于1862年增设一个权责在“京都守护职”之上的职位，叫“京都守护职”，并由亲幕府的会津藩藩主松平容保担任。公武合体派公卿请松平容保出兵赶走尊攘派，松平容保自然一口答应。

　　至于萨摩藩为什么也答应参与政变，理由很简单，因为岛津久光也是主张公武合体，也是反对尊攘激进派。岛津久光于1862年6月说服朝廷派遣勅使大原重德和他一块儿赴江户时，是何等意气风发，可是当年9月他回到京都时，发现京都已成为尊攘派的天下，而不得不黯然离开时，又是何等懊恼。如今，公武合体派公卿要他出兵赶走尊攘派，他岂有拒绝之理？而且“萨英战争”之后，更加让他确定激进攘夷是条错误的路线。

　　1863年9月30日（农历八月十八），政变发动。当天凌晨一点左右，中川宫朝彦亲王、近卫忠熙父子、二条齐敬等公武合体派公卿，以及京都守护职松平容保、京都守护职稻叶正邦（淀藩藩主）相继入宫。会津藩、萨摩藩与淀藩的藩兵则进入皇宫，将皇宫周遭的9个门紧紧锁上，不准任何人进入。

　　接着，孝明天皇与公武合体派公卿举行紧急朝廷会议。会议中决定：①禁止尊攘派公卿进宫，并且予以软禁；②撄町门（9个宫门之一）的警卫工作原先由长州藩负责，今后予以免除，改由萨摩藩接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