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门之变

　　“八•一八政变”之后，以长州藩为首的尊攘派被赶出了京都，可是他们很不甘心，认为这场政变应该不是出自于天皇的意思，即使是出自于天皇的意思，天皇也必定是被佞臣所蒙骗，才会对尊攘派产生“误解”。因此，“八•一八政变”之后，尊攘志士仍旧不断地潜入京都，准备伺机夺回天皇与京都。

　　可是这回他们却碰上了很厉害的对手——新撰组。

　　新撰组是幕府于1863年组成的杀手集团，专门用来对付尊攘志士。他们的剑术相当了得，纪律也很严厉，任何成员若做了什么让组织蒙羞的事，只有死路一条。“八•一八政变”之后，新撰组便整天在京都的大街小巷寻觅尊攘志士的踪影。

　　1864年7月初，一名叫做古高俊太郎的尊攘志士被新撰组捕获。新撰组在古高的家中搜出了一些秘密文件，得知尊攘志士正在筹备的两个计划。一个是放火烧皇宫，并趁着混乱之际，把天皇“送”到长州藩。另一个是暗杀中川宫朝彦亲王与松平容保。

　　尊攘志士听到古高被抓的消息后，赶紧于京都的一家旅馆“池田屋”聚会，商量对策。这群尊攘志士总共有20多名，包括长州藩的木户孝允（明治维新三杰之一）、吉田稔鯯、杉山松助，土佐藩的北添佶摩，以及肥后藩的宫部鼎藏等人。

　　不料，尊攘志士于“池田屋”聚会的事又被新撰组探知。7月8日晚上10点，新撰组闯入“池田屋”，与尊攘志士展开激斗，没多久，京都守护职的属下3000兵卒也赶来支援。结果，尊攘志士死的死，被捕的被捕，只有木户孝允等两三名志士得以逃脱。这就是“池田屋事件”。

　　尊攘派的龙头长州藩接获“池田屋事件”的消息后，整个藩弥漫着激昂愤慨的情绪。“八•一八政变”之后，长州藩本来就心理很不平衡，现在听到志士在京都被残杀、逮捕的消息，哪里按捺得住。于是便由长州藩的三名家长老率领藩兵前往京都。尊攘派的理论大师真木和泉，以及长州藩的尊攘派大将久坂玄端等人也随军同行。

　　长州藩出兵的名义表面是要向朝廷要求解除藩主毛利敬亲所受的冤罪（因为“八•一八政变”之后，长州藩主毛利敬亲被朝廷冠上“不忠不义”的罪名），可是实际上仍旧是打算伺机夺回天皇与京都。

　　8月19日，长州军与幕府联军（包括幕府军、萨摩藩军、会津藩军等）在京都市内展开激战。战况相当惨烈，长州藩的大炮还对着皇宫猛轰，其中一枚炮弹落在皇太子祐宫（后来的明治天皇，当时12岁）的房间前面，把祐宫震得当场昏倒。

　　结果，长州藩由于寡不敌众而遭到惨败，多数尊攘志士也在这场战役中战死或自杀，包括久坂玄瑞与真木和泉在内。京都则受战火波及，大火连烧3天3夜，总共烧毁了28000户民宅。

　　这场战争，由于双方在蛤御门（皇宫9个禁门之一）附近的战斗最为激烈，因而被称之为“蛤御门之变”或“禁门之变”。

　　“禁门之变”是以长州藩为首的尊攘派所做的最大胆、最强烈的反扑。而他们的惨败也意味着尊攘派的历史使命至此可说已画上了句点。

　　尊攘派的意识形态其实和中国的义和团很类似。他们认为日本是神国，是全世界独一无二了不起的国家，这么一个了不起的神国，却于1853年佩里舰队来航之后，饱受“夷狄”的欺凌侮辱，这口气叫他们怎么咽得下？因此他们要攘夷（赶走夷狄）。另一方面，幕府不但不攘夷，不但接二连三地向“夷狄”低头妥协，而且还大力镇压尊攘派，因此他们（尊攘派）愤而将攻击的矛头也朝向了幕府。

　　就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攘夷是一件违反世界潮流的举动。因为唯有敞开国门，全力吸收西方的科学、民主文明，让日本早日脱胎换骨成为现代国家，才是顺从世界潮流的明智之举。因此，就这个角度来看，尊攘派显然是反动派。

　　可是尊攘派攻击幕府，让幕府的权威每况愈下，这却是一桩推动历史的举动。怎么说呢？因为幕府是封建时代的统治者，幕府的决策层在下种种决策时，脑中所考虑的总是把如何维持或强化德川家的政权列为最优先，当日本的利益与德川家的利益相冲突时，幕府一定是牺牲前者。而且幕府想要攘夷的心思不见得不如尊攘派，只是一旦发动攘夷，第一个被“夷狄”攻击的一定是代表日本的幕府，幕府怎肯吃这个亏？因此，在幕府这个旧时代统治者的统治下，日本很难去旧换新，成为真正的现代国家，唯有推翻幕府，另外树立一个较具改革企图心的新政府，日本才有可能摆脱旧时代、旧文明的束缚。

　　因此，很奇妙的，尊攘派的举动在出发点上是违反历史潮流（攘夷），结果却是推动了历史潮流（倒幕）。

　　纵然如此，这也绝非尊攘派的本意。他们的本意是攘夷，谁反对攘夷，他们就攻击谁。他们为了“尊皇攘夷”的信念，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的确令人感动，而且在历史的发展上也起?很大的推动作用，可是他们却没有足够的知识与眼光。他们想要打倒幕府，却完全没有建设新日本的蓝图。他们的视野只看得到打倒幕府，幕府倒了之后呢？那是一片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