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敢杀我，杀了我只会使他们的处境更糟。”

　　西乡隆盛真的有把握长州藩那群血气方刚的志士不敢杀他吗？或者是当年他打算与月照一同殉死，却一人独活之后，便将死生置之于度外？甚至在潜意识里，一直在寻找死亡的机会，以解脱对月照的愧疚？

　　1865年1月8日，西乡隆盛带着两名手下，前往长州藩诸队的大本营——下关，与诸队的首领高杉晋作、山县有朋等人会面，展开说服工作。

　　西乡隆盛的勇气与诚意感动了对方。结果，双方达成妥协，亦即，征长军先撤兵解散，长州藩再将五卿移送到筑前藩。

　　1月14日，征长军总督德川庆胜下令撤兵。就这样，“第一次征长战争”根本没有开打，便已落幕。

　　这样的结局产生了两个影响，一个是原本想重重教训长州藩的幕府，觉得这样的结局太过便宜了长州藩，因而仍旧想找个机会再度讨伐长州藩。另一个影响是，长州藩原本对萨摩藩怀有极深的敌意，可是这回在西乡隆盛的纵横折冲下，长州藩只付出了少许的牺牲，便得以免去一场浩劫，因而不但对西乡隆盛个人产生了好感，也大幅降低了对萨摩藩的敌意。长州藩对萨摩藩的这种态度上的改变，可说是给未来两藩联手倒幕的历史性壮举埋下了种子。当然，这颗种子是西乡隆盛埋下的——即使他当时并不一定有这样的企图。

　　关系的改善

　　现在我们再把焦点移到长州藩。前面曾经提到，征长军包围长州藩时，长州藩内部分裂成“武备恭顺派”（原来的尊攘激进派）与“单纯恭顺派”（保守派）。结果，“单纯恭顺派”取得优势，掌握政权，并对“武备恭顺派”进行镇压。可是没有多久，以高杉晋作为首的“武备恭顺派”便展开反击，打败“单纯恭顺派”，重掌政权。

　　长州藩由“武备恭顺派”掌握政权后，与幕府的关系更加对立。“武备恭顺派”也知道幕府对“第一次征长战争”的结局极为不满，绝不会就此罢休，因此为了应对即将来临的第二次战争，长州藩必须赶紧进口大量的西方枪炮才行。

　　可是“禁门之变”之后，长州藩成了“朝敌”，幕府便以此为理由，要求各国不得卖武器给长州藩，长州藩只好靠走私进口武器。然而走私毕竟是偷偷摸摸，数量上无法满足长州藩的需求。

　　就在长州藩陷入这个困境时，萨摩藩伸出了援手。

　　萨摩藩与长州藩原本是敌对关系，可是后来由于下列几个原因，而使得双方的关系由敌对而转趋友好，并且由友好而升级成结盟。

　　第一，长州藩原本强烈主张攘夷倒幕，可是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人前往英国留学之后，发现攘夷根本不可行，加上四国联合舰队以“实力”让长州藩的尊攘派志士觉悟攘夷的不切实际。之后，攘夷的声浪在长州藩便愈来愈小，取而代之的是开国倒幕的主张。

　　另一方面，萨摩藩原本主张公武合体，并无意推翻幕府，可是“参预会议”的瓦解证明公武合体路线行不通，萨摩藩因而逐渐趋向倒幕。此外，“萨英战争”的结果也让萨摩藩内的尊攘派明白攘夷的不切实际。结果，萨摩藩也和长州藩一样，趋向于主张开国倒幕。

　　双方的意识形态由歧异而转为相近，这是关系改善的一大原因。

　　第二，如前所述，西乡隆盛为长州藩化解一场浩劫，同时也化解了彼此的敌意。

　　第三，土佐藩士坂本龙马与中冈慎太郎从居中调和。

　　幕末的志士大致可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依附于藩体制，借用藩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理想的志士；另一种是离开藩，单枪匹马（当然，他们也会结交志同道合的志士）地投入政治活动的志士。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人属于前者，坂本龙马则是后者的代表。

　　体制型的志士由于参与现实政治的运作之故，格局往往较大，思考也较具弹性；相反的，非体制型的志士由于远离现实政治之故，格局通常较狭隘，思考也较一厢情愿，他们所能干的“大事业”很难超越“天诛”的层次。

　　有洞见的坂本龙马

　　坂本龙马（1835~1867年）却是极少数的例外之一。他虽然属于非体制型志士，格局之大与思考之全面并不亚于任何一位体制型志士。他的思想总是能随着他的人生历练而不断成长。有这么一则有趣的传说。

　　有一回，坂本龙马看见一位志士腰间佩挂着一柄很长的武士刀，便从怀里掏出一把匕首，说：

　　“真正在紧急的时候，长刀反而碍事，倒不如匕首来得轻便灵活。”

　　过了一段期间后，坂本龙马再度碰见那位志士，发现对方果然接受了自己的建议，舍弃长刀，改带匕首。不料，坂本龙马又从怀里掏出一把手枪，说：

　　“刀子已经落伍了，这个才是最好的防身武器。”

　　又过了一段期间，坂本龙马又碰见那位已经改佩手枪的志士，这回坂本从怀里掏出一本《万国公法》，说：

　　“时代不同了，你们这些动不动就想用武器解决问题的人，迟早会被淘汰掉，今后?时代必须靠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