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学良是中共党员的最权威说法来自阎明复，张友坤的证词实际上亦来自阎的说法。而阎明复的这一说法，又来自另外两人。一为前东北军将领，后来成为中共将领的吕正操。据阎回忆，他受命参加了张学良的葬礼之后去看望同样年事已高的吕正操，吕说了一句：“张汉公是共产党员。”一为前东北籍大学生，后主持过东北军史整理编辑工作的宋黎。据阎回忆，宋黎说过，当年他曾特别就此问题请教过西安事变前和西安事变期间曾经代表中共中央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过的叶剑英，说“叶帅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宋说他已把叶帅谈话的内容记录下来，装进保险箱，准备死后再拿出来交给中共中央。但是，阎的回忆文章也明显地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他说他在1995年夏天去过苏共档案馆，偶然发现了1936年12月初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一份电报，电文内容就是关于中共应该从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里去扩大自己的队伍，而不应当靠吸收军阀入党来发展党。他紧接着强调：“以后的事态表明，尽管共产国际明确表示反对张学良入党，中共中央仍决定发展他入党。”在这里，阎所“发现”的电文内容，与莫斯科于1986年就已经公开的共产国际1936年8月15日政治指示电的内容几乎完全相同，共产国际是否在12月初又再度就此致电中共中央颇让人怀疑，会不会阎“发现”的就是8月15日政治指示电？而其后所谓“以后的事态表明”如何如何，逻辑上更不能成立。因为共产国际8月15日政治指示电已经明确否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希望吸收张学良入党的提议，如果中共中央真有“仍决定发展他入党”的措施，也应当是在8月政治指示电到达之后，而断不致拖到12月初共产国际来电报反对之后再来采取。何况，此时距离西安事变的发生不过几天时间，叶剑英等有资格将此一决定告知张学良的中共代表也不在西安，如何实现此一“发展”呢？当然，阎文对于中共中央是否真的发展了张学良，也不能肯定。他的说法是：“现在不清楚的是，中共中央吸收张学良入党的决定，有没有通知张学良本人？叶帅同宋黎的谈话记录将会揭开这个‘谜’。”

　　寄希望于当事人之一的叶帅的回忆，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是，第一，现在还没有人看到过宋黎的这一记录；第二，我们也很难确保宋黎的转述不会与叶帅叙述的原意有所出入；第三，就证据而言，任何回忆，更不要说经过了几十年的回忆都必须要有相关的文献资料加以印证才比较可靠，而目前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俄国，仅存的三件可以反映张学良入党问题的文献资料，都还不能支持上述说法。1936年6月30日，刘鼎给中共中央电报只提到张学良要求加入中共；7月2日，洛甫代表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也只提到我们“将来拟许其入党”；8月15日，共产国际政治指示电也只是说明对“你们关于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我们感到特别不安”，强调“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盟友”等。

　　有学者说，在共产国际回电之前，张学良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已有电报开始以“同志”相称，由此可以看出双方关系已进入到组织关系的程度，这种说法更不能成立。不错，7月3日，张学良有信称周恩来为“同志”，强调此间必须有6个月的准备时间；8月9日，毛泽东等也有信称张学良为“同志”，并肯定“八个月来的政治关系，证明了你我之间的完全一致”。但以“同志”相称，即使在当时也并非就是共产党人之间的一种专称，它充其量只能表明双方之间进一步的信任。何况，双方之间的来往信件，直到西安事变，更多的也还是在使用“兄”的称呼。这和共产党人之间内部通信的习惯也不尽相合。

　　有位作家推测说，共产国际回电距离中共中央决定吸收张学良入党的7月1日，已过去一个半月。在这一个半月中，张学良与中共中央联系密切，商量了许多大事。因此，以当时的境况，是不可能拖到一个半月后再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去答复张学良的，也不可能在做决定让张学良入党之后，又劝其退党的。因此，他的结论是张学良肯定已经被正式发展入党。陈益南：《西安事变中若干鲜为人知的细节》，见http://www.xtour.cn/2005—6/200561594940.htm.此说显然不仅读丢了张闻天7月2日电中那个“拟”字，而且对7－8月间张学良与中共中央之间关系复杂微妙的情况毫无了解。而更重要的在于，他甚至不清楚当时中共中央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张学良发生关系的。他不知道吸收张学良入党问题属高度机密，断难通过电报转达，非有专人前往西安向张学良传达中共中央的正式决定并履行适当的形式不可。此时，唯一得到中共中央指派准备前往西安且能够担此重任者，只有叶剑英，而叶却直到10月初才得以到达西安。至于说张6月30日提出要求加入共产党，7月3日就获知中共中央决定，然后即对中共领导人改称“同志”，在时间上也说不通。这更足以说明，“同志”之称不可以用来证明张与中共的组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