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多半是在１９８０年，至迟不超过１９８１年，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使我有幸在一位朋友那里看到了一些有关西安事变的相当珍贵的文献资料。其中的几件资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就是１９３６年４月２７日刘鼎给李克农的报告，以及５月初朱理治和曾钟圣两人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这几件资料清楚地表明，还在１９３６年４月底５月初，张学良就已经开始做反蒋的准备了。不过，那个时候西安事变对于我还是一个相当陌生的课题，这些资料还不可能使我对研究西安事变发生兴趣。

　　毕业以后，由于从事编辑工作的关系，我开始较多地接触到近代历史的研究成果，其中自然也包括西安事变的研究。像吴天威先生的《中国现代历史的转折点》、申伯纯先生的《西安事变纪实》、李云峰先生的《西安事变史实》，乃至李云汉先生的《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等，大致都是在20世纪８０年代中期陆续拜读的。使我感到好生奇怪的是，包括海外的著作在内，几乎所有的研究者在谈到张学良与周恩来那次颇为著名的延安会谈时，都一口咬定，张学良当时力主“联蒋抗日”（或称“逼蒋抗日”），并且说得周恩来口服心服，最后就连中共中央也确信张学良是对的，因此在延安会谈结束后不久，即４月底５月初中共就改行了“逼蒋抗日”的策略。同是一个４月底５月初，我们的研究者们竟得出了如此不同的结论！

　　也许，这些西安事变的研究者都没有看到我几年前就已经看到的那几件资料？１９８７年，我试着鼓动两位朋友利用有关的资料写了一篇论文，刊登在１９８８年《近代史研究》第三期上，对上述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也许是人微言轻，或者还有别的什么原因，总之这篇文章没有引起多少反应，唯一一位提到这篇文章的学者，还在他的论文里把这个观点好好地批评了一通。可想而知，１９８９—１９９１年，在西安事变研究硕果累累的几年里，我们的研究者们照旧人云亦云，把过去那个说法抄来抄去。但最让我惊讶的，还是刘鼎先生自己：他竟然也支持这样的说法！

　　刘鼎先生的说法公开发表在１９８９年。这一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党的文献》杂志连载了一篇题为《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的长文，传主在１９３６年西安事变期间始终作为中共联络员派驻在张学良身边，并且亲身参加过延安会谈等一系列当时发生在张学良与中共之间的重大事件，以后并做过全国政协西安事变史写作组的组长，而这篇介绍刘鼎这段经历的文章的作者，又是继刘鼎之后担任过西安事变史写作组组长的张魁堂先生，其分量可见一斑。

　　张先生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整理刘鼎先生１９７５年所写的关于西安事变自己与张学良关系的追忆笔记。按道理，刘鼎应该记得自己当年所写的报告，即使忘了，他也应该看过留存下来的那几份已经不再神秘的资料。可是，在这篇文章中，或者毋宁说在刘鼎的笔记里，不仅关于报告及当时朱理治、曾钟圣两人的电报一句也没有提到，而且竟然也人云亦云地大谈张学良在延安是怎样说服周恩来赞成联蒋抗日的。文章居然把周恩来在延安会谈后写给张学良的信里的一句主张反蒋的话，即“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也说成是中共主张有条件联蒋的表示。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刘鼎先生的回忆并不否认张学良曾经有过准备反蒋的事实，可是，照文章所记，这段史实被安排到１９３６年７月去了，结果反而是刚刚劝说中共联蒋的张学良转而反蒋，而刚刚劝说张学良反蒋的中共中央倒过来劝说张学良应当联蒋。堂堂当事人，又是西安事变史写作组的组长都如此记述历史，难怪在此之后陆续出版的《西安事变简史》、《东北军传》、《张学良将军传略》、《张学良传》，包括海外学者所作的《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等，也都异口同声地如此说。但是，我相信，这不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