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往的西安事变研究中，究竟还有多少这种不是事实，或者似是而非的说法呢？有一位资深的张学良问题研究专家明确地告诉我，有关西安事变的基本史实都已经写清楚了。言外之意，在有了如此之多的研究成果，而众多成果已经大同小异的情况下，再写一本关于西安事变史实的书是没有太多意义的。可是，时至今日，尽管还有不少关心西安事变的人同意这样的看法，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西安事变，但又有谁曾经具体地做过关于中共这一时期统战政策以及张学良与共产党关系问题的深入研究呢？尽管许多读者都已经知道张学良曾经有过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共产国际否定了其入党要求的文件也已经公之于众，但又有谁曾经认真地考虑过一个打算加入中共的张学良，与我们通常在书上所看到的那个力主联蒋的张学良之间的矛盾？甚至，在许多读者已经听说了“西北国防政府”、“西北抗日联军”、“西北大联合”等这些明显的带有反蒋色彩的政治词汇之后，又有谁具体地研究过它们同张学良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即使是在许多读者已经清楚地知道西安事变是因为张学良要求抗日而不愿剿共所引起的，但是又有哪一篇文章或哪一本书曾经向读者解释过，为什么张学良在事变期间公开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中，竟没有一条是明确要求抗日和主张停止剿共的？……

　　没有人否认已有的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同样也不能否认，以往关于西安事变的研究，更多的还只是围绕着张学良个人经历以及他和东北军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形成过程来进行的，多数研究者只是用很少的篇幅来描写有关张学良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而且这些描写往往还是简单地建立在诸多当事人真假难辨的回忆录的基础上的。

　　我敢说，当前西安事变研究存在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过分地依赖当事人的回忆。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上，大概还没有哪一次事件有过像西安事变这么多的回忆资料。而在西安事变研究当中，把回忆录当成判断史实的唯一根据更是司空见惯。回忆录（或者用时髦的字眼儿：口述历史）与第一手的文献资料相比，确实有其特殊的功用。其最大优点，就在于它比文字档案资料更具有直观性，可以提供独特的个人视角，告诉人们那些发生在文献资料背后的东西，给人以较强的立体感。但人所共知，如果回忆资料没有当事时的日记、笔记或文献作为依据，它们通常并不是那么可靠的。而在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回忆录中，又有多少是以当年的日记、笔记或文献为依据的呢？甚至，即使是对那些有足够的历史文献可供参考的众多当事人来讲，由于几十年之后种种因素的影响，他们回忆中的许多事情也难免走样。像刘鼎先生关于延安会谈内容的回忆，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显而易见，如果我们的研究多半只是建立在众多这些回忆的基础上，而不是更多地依靠第一手的历史文献，由此得出的许多说法必然是大可怀疑的。

　　当然，以前的研究者之所以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回忆材料来进行有关西安事变的研究，确曾有其不得已的苦衷。记得在12年前，当时我刚刚开始做编辑，我的上级曾经提示过我有关的宣传纪律，其中就包括西安事变的问题。据说以前上面曾经就西安事变问题的宣传与研究打过招呼，提醒有关部门在发表涉及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文章时，要注意到张学良先生还没有恢复自由的情况，不要给张学良先生带来意外的麻烦。因此，在张学良先生恢复自由之前，我们曾经很小心地回避那些在西安事变研究上有任何新的说法的文章。尽管，事实上，在那种情况下，这样的文章我没有见到，多半也不可能见到。但是，在１９８５年以后，这样的情况其实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