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１９８５年《文献和研究》公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关于“联蒋抗日”方针的一组文电》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一组文电》开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陆续公布了大批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历史文献。被公布的文献不仅涉及中共中央这一时期的策略方针的演变、国共两党秘密接触谈判、红军打通国际路线问题、西北大联合计划、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以及张、杨谈判交涉（包括张学良与李克农的洛川会谈、张学良与周恩来的延安会谈以及杨虎城与张文彬的西安会谈等）的大量报告，而且还包括了西安事变发生期间中共中央与西安中共代表周恩来及张学良之间的各种来往电报。在这些文献中，有些资料在过去无疑是属于高度保密的。比如像关于张学良要求入党及被共产国际拒绝的文件；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期间曾经主张一旦西安被围，就应对蒋“取最后手段”张学良也表示赞同的电报；以及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期间讨论如何处置蒋介石的会议记录和共产国际电报指示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大约5年的时间里，中共历史档案公布最多的，正是１９３６年西安事变发生前后这段时期的档案。粗略计算下来，光是这一年前后的文件，至少就公布了近200件之多。这还不算在那些尚未正式公开，但已经在有关论文中直接引用的数量更多的与西安事变相关的文件。

　　事实昭然，如果说在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前，我们的研究者还没有足够的条件利用第一手的文献资料研究西安事变，这也许不错。但如果说在8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的研究者还没有足够的条件利用第一手的文献资料来研究西安事变，那就大谬不然了。可是，令人十分不解的是，即使在张学良先生已经完全恢复自由多年之后，我们至今还是看不到这样的研究著作，它更多地利用的是这些已经公开或半公开的文件，而不是那些明显地不那么可靠的回忆录。也许，有些研究者会解释说，所有这些档案文献的公布当时还只是“内部”的。但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太多的区别。不要说这些所谓“内部发行”的刊物大量流传国外，为外国学者所引用，即使是在国内，利用这些已经在“内部”公开的文献进行研究的文章和著作也俯拾皆是，为什么偏偏研究西安事变的学者不能或很少利用它们呢（况且，从两年前开始，《党的文献》即《文献和研究》和《中共党史资料》等过去限制国内发行的刊物已经公开发行，前此的刊物也因此全部对外公开出售）？其实，说到底，真正的理由只有一个，即人们对于过去的说法已经习以为常，因而多半严重地忽略了那些新公布的文献中所揭示的各种新的事实。甚至，一方面有关中共与张学良关系的档案大量公开，另一方面诸多西安事变和张学良研究的著作文章却越来越多地开始否定中共曾经直接对张学良发生过重要影响。有人公开宣称，中共当时充其量只是一个配角，不仅在整个事变中，过去有关周恩来的作用的说法是夸大其辞，而且在整个事变的形成过程中，张学良也始终是居于支配的、决定的地位，完全凭据自我意志行事，与其说是中共影响了张学良，倒不如说是张学良帮了中共的忙。因为，张学良不仅帮助中共制定了唯一正确的“逼蒋抗日”的政策，而且还在关键时刻救了中共的命。

　　很可惜，我从来不是研究西安事变的专家，也很少对西安事变的问题作个案的研究，因此，长时间以来，我只是站在旁观的角度来评头品足。我希望有这样的人来做这样的工作，他将解开许多仍旧是谜一样的问题，并且告诉那些关心西安事变问题及其相关研究的读者，过去在书里面的哪些是可信的，哪些则需要重新去了解。在莫斯科看到了俄国人已经解密的一些相当重要的档案以后，我相信不应当再等下去了。尽管我很清楚，这在我本人纯粹属于“越俎代庖”之类，但我仍旧相信，我所选择的区别于前人的独特角度，将使我能够做得比以前的一些研究者要好些。因为我始终认为，在我们现在的条件下，主要利用第一手资料来进行研究，通常总是更可靠的和更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