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这封信因董英斌很快被张学良撤职，当时未能发生作用。但中共中央与西北地区国民党高层将领发生关系却是由此开端的。只是，我们从信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时中共中央基于抗日反蒋的方针，不仅不相信蒋介石有联合的可能，而且对西北剿总代总司令张学良也丝毫不抱希望。很显然，从抗日和反卖国贼的角度，张学良当年统帅东北军不放一枪丢掉东北三省，如今又指挥大军围剿红军，在共产党人的眼里，其“卖国”、“反共”比蒋介石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当然没有联合的可能。因此，中共中央这个时候的策略明显的是尽可能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蒋介石和张学良。在上述毛泽东给董英斌的信中，以及在12月5日给原陕西省政府主席，时任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及其密友杜斌丞的信中，这种策略都表现得十分明显。

　　毛泽东在致董英斌的信中就直截了当地劝说东北军爱国将领和士兵与张学良分道扬镳。信中说：

　　昔在报纸屡识台名，辽沈整军俨然重镇，居常窃念，以为董英斌者，或亦爱国健儿之亚。岂知沈阳变作，曾无卫国之人，一枪不放，空国而逃千里，关山惨然变色。人民欲战，军队不欲战；士兵欲战，官长不欲战；下级官中级官欲战，上级官不欲战。亡国罪魁、败兵祸首张学良等肉其足食乎？夫张学良为保存自己及其奸党数十条性命，竟不惜令十余万英勇士兵与中下级干部尽变为无家可归之亡国奴，竟不惜三十万同胞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之俎上肉。自古亡国之君，败军之将，有更可耻如此者乎？从此卖国贼之徽号有口皆碑，逃将军之头衔无人不知。丑声洋溢，秽德彰闻。张学良不足惜，足惜者下辈青年将校乃亦随风而靡，良可欢也？

　　毛泽东在致杜斌丞的信中，也告诫杨虎城说，陕甘地方势力，非与红军合作则必完全受蒋、张之宰制，以致尽失容身之所。信称：

　　蒋、张势力布满陕甘，杨虎城先生如处瓮中，举手投足受其宰制，危险情形不可言论。为今之计，诚宜急与敝方取一致行动，组成联合战线。敝方愿在互不攻击的初步条件下，与虎城先生商洽一切救亡图存之根本大计。日本军力现已发动平津，控制之后，转瞬即及山陕。蒋虽让出陕甘地方政权于张学良，但蒋之四十余团兵力仍实际的控制陕甘。张学良主力入陕，一面固为对付红军，一面实欲对付虎城先生。卧榻之侧，势浃然也。如得先生居中策划，以共同作战对付公敌为目标，则敝军甚愿与虎城先生谅解，逐渐进到共组抗日联军、国防政府之步骤。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投袂而起，挺身而干。是在今日东北军中如沈克等（此次敝军追击董英斌消灭沈师一个团，非所愿也），均应与之联合。甘肃邓宝珊亦为绝无出路之人，敝军亦愿与发生关系。闻先生与之有旧，能为先容，曷胜祷企。

　　当然，中共此时的统战政策尚在初步尝试之中，其对士兵乃至下级军官的争取工作历时已久，较有把握，但要争取中上层军官，特别是要争取联合那些高层将领和地方军阀，却尚无成功经验。这时的上层统战工作，在观念上明显属于“利用矛盾”、“分化瓦解”的范畴。而且，从信中的语气也可以看出，由于红军“聊一还击”、“略施警告”，就连歼装备精良的东北军近3师之众，因而他们思想上对这些国民党杂牌军的将领，也多少表现出轻视的态度。

　　中共中央对于上层统战工作的进一步重视，表现在12月下旬在瓦窑堡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无论是会议决议，还是会前会后中共领导人的文章和报告，都更加强调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当然，中共这时虽然已开始重视统战，但工作重心更多地仍旧放在军事发展上，而不是统战工作方面。毛泽东即明确提出：当前“我们的总任务”应当是，“开辟我们的苏区到晋陕甘绥宁五个省份去，完成与外蒙及苏联打成一片的任务。在那时，我们便可以争取更大的力量，给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革命（这是必然的而且是不远的）与进攻苏联，国民党各派军阀进攻北方红军与进攻全国红军，以空前的大打击，争取苏维埃在北方七八个省内、南方若干个省内的伟大胜利。”而红军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打击张学良与阎锡山，因为阎锡山“同张学良是我们当前两个主要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