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退出江西中央苏区，是1934年10月的事情。当时，在经过多年的鏖战之后，势力越来越强大的南京国民党集团终于占领了共产党在中国南方的最后一块根据地，迫使共产党的军队从此远离中国的心脏地区，向西南偏远地区转移。

　　不过，率先退向中国西南地区的，是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张国焘领导的中国红军第四方面军。共产党的这支部队原先经营着鄂豫皖三省之交的一块重要根据地，北临淮河，西抵京汉铁路，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但该部还在1932年就因反“围剿”战争失败而辗转退入四川北部地区，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新的根据地。几乎同时退向西南地区的是曾经营着湘鄂西根据地的红军第3军，它在被迫离开湘鄂西之后，转战将近两年之久，终于也在贵州东部建立起一块根据地。随后进一步退向西南的是曾经长期坚持湘赣边根据地的红军第6军团，它于1934年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实行西征，一方面为中央红军向西退却探索道路，另一方面准备会合红3军后回师接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所谓西南地区，主要指的是云、贵、桂、川、康五省区。这一带不仅山多路险、
　　交通不便，而且多数地区物质条件差，少数民族多，再加上地方势力盘根错节，以及近代以来历届中央政府几乎都不能在这里实行有效的统治，红军之所以纷纷退向西南地区，都是注意到了这样一些条件。既然在靠近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方各省再也无法坚持下去，而国民党南京政府这时又同历届中央政府一样，尚无迅速实现一统天下之能力，到远离南京政府统治圈以外的地区去，自然是保存中共和红军实力的一种好办法。


　　其实早在1930年，斯大林就已经在高度重视中国红军及其生存发展的条件问题了。他不仅明确肯定红军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条件之一，而且应当找到一块远离中国心脏地区，同时物质及人力资源充足的地区来作为自己的战略根据地，据此向外发展。因此，他并不看好靠近沿海地区和中国心脏地区的南方各根据地，而是看中了中国西南的四川省。他特地通过周恩来告诉中共中央，应当注意中国西南的四川省，“有四川这样大的一块地方就有办法”。

　　1933年3月，共产国际在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中，针对鄂豫皖根据地陷落和红军转入四川盆地一事，又一次特别强调了向四川方向发展的重要意义。指示称：“我们对四方面军主力转入四川的评价是肯定的。”

　　四川地处西南，四面环山，其中心却是一块大约6000平方公里的巨大盆地，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向有“天府之国”的说法。由于这里与外界的交通，除了秦岭与大巴山让人望而生畏的险关隘路之外，就是遍布急流险滩的滚滚长江，因此一旦占领了四川，不仅进可攻、退可守，而且因远离南京，不致成年累月地陷于战争之中，红军应当容易实现长期稳定的割据局面。但是，中共以往在四川的力量较少，影响甚微，而红军又过于分散，战事不断，为保卫原有的各个根据地尚且自顾不暇，鲜能集中力量向西南四川来发展。更主要的是，由于中共中央领导人始终没有完全转变急于按照欧洲革命的模式，通过夺取或占领中心城市来迅速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观念，因此，他们始终把远去西南看成是远离中国革命的中心，认为这是政治上的一种退缩、逃跑行为。即使中央红军被迫决定退出江西苏区，转向西南，最初也只是把目的地定在靠近黔东的湘西山区，并没有长驱四川的打算。只是在一个多月之后，即经过11月西渡湘江的战役之后，8万中央红军一战竟只剩下不足4万人，西去湘西会合红军第2、第6军团已无可能，中共中央这才决定向川黔边发展，由此也才有了在四川附近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也仍然认为无论如何不能再向西或西南方向撤退了。

　　退向西南，本来就是迫不得已之举，因此是否继续西去，其实并不取决于红军本身的愿望如何，而要看国民党的力量如何。南京政府过去兵不及西南无非囿于二因：一是中心地区尚未巩固，战事频仍，无多兵可调；二是西南各省军阀名义上均已归顺南京，师出无名。如今中心地区基本统一，红军又大举西去，正好给了国民党中央军尾随西进的机会。结果，不仅便利了蒋介石南京政府借机统一中国西南地区，而且熟悉红军作战的国民党中央军与熟悉本地民情地形的地方军队合为一气，使中央红军更处于绝对劣势，情况并没有像斯大林当年所设想的那样，容易在此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