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红军是否应当东渡，东渡目的应以何者为主，也就是说，当前形势下红军作战究竟是应当以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为中心任务，还是应当以“打通苏联”为中心任务，这一点已经在中共领导层产生了争论。特别是在红军主力南下迫使张学良放弃剿共，转而求和，红军与东北军之间的统战工作正在取得重要成效之际，彭德怀深感“立刻东渡，致压力一失，恐国防政府立刻实现之机会也立时失去”。况且在张学良东北军事实上已经与红军停战的情况下，“巩固的向四周发展，很容易扩大现有之苏区人口一倍，并取得与陕东南与外蒙直接的联络，

　　对全国革命领导有极大意义”，而冒险东渡，不仅回防困难，新根据地建立也未必容易，甚至现有根据地也有重新变为游击区的可能。考虑到以上种种因素，彭德怀等人明确认为目前战略方针“是错误的”，它不仅带有“冒险成分”，而且可能“走到离开苏区的危险”，因而纷纷致电中共中央，请求“重新考虑”。还在24日和26日，彭德怀就接连两次打电报给中共中央，提出陕北东临黄河，北靠沙漠，西面人烟稀少，国民党不易形成对红军的围剿局面，因而是红军活动的好后方，应该全力巩固并发展之。而“向东有与陕北苏区一时隔绝可能，阎张联合压迫我军于察晋边境，则我有过早与日帝接触之不利。同时在客观上缓和了国民党内部某些冲突，并可取得日帝对国民党的暂时的部分的让步，来共同对付我们”。他认为：“目前应以不放松威胁张学良，帮助目前交涉的顺利进行，并继续巩固与扩大南面阵线，以主要力量向北发展，恢复神木、府谷、榆林、横山苏区。”东渡只应在宜川、延长、延川、绥德一线渡河容易，阎军防范不严时才是应当的，而其目的也只应限于“求得消灭晋军之一部，调回孙楚、李生达部这一战略上的佯攻”。

　　究竟如何考虑东征问题，一个月来一直是军队高级领导人议论的话题。好在中共中央在最初考虑1936年军事方针时，并不是单纯从“打通苏联”这一点考虑的。东征也好，“打通苏联”也好，说到底其实都是同红军的生存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不过是解决红军生存和发展问题的具体手段而已，其本身并不是目的。之所以这样考虑问题，无疑是因为中共中央早已看出，陕北虽可以立足，但从眼前利益考虑，若得不到更好的地境，粮食及兵源都不能解决；从长远利益着想，若要依靠这一地区贫瘠的物质和兵源条件，红军未来进一步的发展壮大势必要受到严重限制。而若要从对日战争和更大规模地与国民党军作战的前途考虑，红军就更得设法解决较先进的技术手段和较可靠的后勤补给问题，打通苏联是必然的选择。

　　可是，要依靠陕北向北去连接外蒙，则必然要经甘北而入宁夏，结果是越向北，人越稀、粮越少。再加上宁夏地区少数民族甚多，往往围寨而居，攻取不易，这更是红军作战之大忌。因此，要解决红军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无论从长远还是从眼前的角度考虑，这时最可取的就是向东去山西这条路。一来山西为地方军阀所把守，好打；二来山西物质条件较好，红军可以很快地在粮食和兵源方面得到补充；三来山西既靠近绥远，可接近外蒙，又靠近正受到日本严重威胁的河北平津地区，不仅便于转进绥远，接通外蒙、苏联，而且在政治上更师出有名。故中共中央很快即复电彭德怀，坚持东征作战计划。电报称，常委考虑过你的意见，认为：甲、　向北是没有出路的作战，要单纯地打堡垒，则粮食亦无办法；乙、　张学良如有同我们联合解决陕境内蒋介石部队的决心，并愿划渭水以北地区给我们，则我们自可不过黄河，而以对蒋作战为目标，但此可能我们认为很少的；丙、　除此则只有取得阎锡山为对手，基本的作战方针取稳扎稳打，依据黄河发展，并以调动孙楚，求得陕北残敌的肃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