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会议并非由毛泽东提出军事报告和北进计划。毛在江西中央苏区期间曾备受排挤，直到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间在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上，才当选为中央常委，开始参与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工作。3月以后，毛成为中共中央军事三人团（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的成员之一，并担任了红军前敌政治委员一职。因此，实际上可以说，毛泽东这时在军事上确实大权在握。不过，这时中共中央还没有完全改变遵义会议的规定，党内在军事上负总责者，名义上还是周恩来。至少在这次会议上作军事报告的还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

　　其次，在会议上，无论毛泽东，还是周恩来，或者是这时实际上任总书记的张闻天（即洛甫），都未曾提到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并且也没有人提到过向甘北宁夏北进的任何想法。可想而知，张国焘在回忆如此不准确的情况下所说的这个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否存在，值得怀疑。至少，中共中央撤出江西苏区后的行动方向表明他们并没有执行这样一个指示的任何计划，在上述中央红军一度所争取过的重新建立根据地的目标中，有川黔边、川西北、川滇黔、黔北、滇东北、川西，却丝毫没有向北部边界地区发展的影子。


　　北上的方针毫无疑问是在中共中央注意到在西南地区已没有建立根据地可能之后才提出的。问题在于，考虑到中共与联共（布）之间的秘密关系，中共中央为什么当初从江西撤退时不提出北上方针，非要到西征失利之后才转而北上呢？


　　从地理上来看，北上应该远比西征对中国红军更具有吸引力。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苏俄的势力刚刚到达远东地区，孙中山就接二连三地提出过从北部边界接通苏俄的战略设想，苏联政府并且一度批准过孙中山的提议，准备利用中国西北地区帮助孙中山训练军队。此后，苏联政府虽因了解到国民党在中国西北省份缺少影响，不愿意国民党利用外蒙古的库伦作为进攻北京政府的军事基地，最终拒绝了孙中山提出的西北军事计划，转道海参崴由海路来援助广州政府，但当冯玉祥的西北军参加了反对北京政府的战争后，它很快就通过外蒙边境对冯的军队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这说明利用中苏蒙边界来援助中共是完全可能的。


　　当然，当年援助国民党是一回事，这个时候援助共产党则是另一回事。要中共来接通甚至靠近苏蒙边界，无论是在苏共中央，还是在中共中央看来，中国最早通过西北边境得到大批苏联军事装备的国民军将领冯玉祥看上去远比援助国民党要复杂得多。这是因为，第一，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观念上，“打通国际路线”的想法并不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军事主张。早在1927年4月，当国民革命陷于困境时，苏联顾问鲍罗廷就曾提出接通苏联与外蒙以取得援助的所谓“西北路线”，结果这一设想很快就成了“逃跑主义”的代名词。第二，作为共产国际下属支部之一，中共一向把“保卫苏联”看成是自己最重要的责任。而苏联这时正在受到高唱反对共产主义的德国和日本两个方面的战争威胁，中共中央显然担心，在这个时候公开靠近苏蒙边境，难免会给苏联带来外交上的严重压力，甚至为日本进攻外蒙和苏联制造口实。冯玉祥1933年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揭旗抗日，试图取得苏联援助，却遭到苏方严拒，就是一个证明。因此，除非万不得已，中共中央不仅不会设法去靠近苏蒙边界，而且连向北发展的想法往往也是被否定的。


　　据有记载可查的历史文献，中共最早提出接通与苏联的联系，是在1935年的5月份。这时，中共中央了解到因新疆盛世才实行亲苏反帝政策，苏联已公开卷入新疆事务，所以敏感地注意到红军已具有靠近新疆和外蒙的条件。考虑到在西南四川一带无法立足，东西南三个方向均无发展可能，北上已成唯一出路，故中共中央才下决心向北发展，准备首先进至川西北的松潘地区。用周恩来在两河口会议上的话来说，就是当时中央的“决定是到岷江东岸，在这地区派支队到新疆”，争取从那里取得同苏联的联络与援助。随着6月中旬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中共中央更进一步提出了“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的战略设想，并准备设法与苏联接通。6月16日，中央红军前敌司令员朱德等人在给张国焘的电报中明确提出：准备“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打通国际路线。但这些显然都不是源自于共产国际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