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关系。1930年前后，他还曾作为中共代表之一长驻莫斯科，自然很清楚上述历史。因此，得知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的想法之后，他明显地表示了不赞同的态度。6月17日，他专门致电中共中央，说明川北地区地形不利，给养又断，红军意图已为敌悉，目前不宜再过岷江东进和北上，而应迅速西进经阿坝进入甘青或南出雅安、名山、邛崃、大邑地区。6月18日和20日，中共中央接连两电表示不同意张国焘的主张，并建议张国焘来中共中央所在地懋功“商决一切”，这就是两河口会议的由来。值得注意的是，在两河口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向松潘前进的北上计划并没有遇到像一些中共党史著作中所形容的来自张国焘的反对，当然也不存在像张国焘在回忆中提到的那种争论不休和议而不决的情况。相反，由于张国焘此时的目的在于取得常委和军委的领导地位，表现得十分随和圆通。他表示：目前向西通过草原，夏天雨季长途行军会有很大的减员，

　　向南往成都打虽不成问题，但敌人会很容易调集兵力，故“发展条件是甘南与我有利”，“政（治）局应决定在甘南建立根据地，至于怎样打，军委应做具体计划”，“政局应赶快决定迅速的定下”。因此，会议决定“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并迅速弄好具体计划。两天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先后拟定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关于向松潘前进的部署》和《关于松潘战役计划》，各部队由此开始了具体的北上作战行动。

　　两河口会议并没有具体地提出接通苏联的问题，但是其北上方针明显地包含着力图把甘肃西部乃至新疆“控制在我手里，背靠西北”，退可依托苏联，进可逐鹿中原的战略设想。只是要想实现这一战略设想，

　　在这时对于许多人来说还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苏联军事顾问李德明确认为这种做法会给苏联造成麻烦，以致危及苏联安全。更多的人仍旧担心“打通国际路线”的想法有退却、畏缩之嫌，因此强调北上计划“不是打通苏联，而是向前”，是进攻。张国焘则考虑更多，经过多年的战争之后，他明显地对红军在鄂豫皖苏区与国民党中央军作战的失利仍然心有余悸。因此，他对打地方军阀部队似乎很有信心，但对北上要与蒋介石的中央军胡宗南部交战，却顾虑重重，以致在同意了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之后，很快又开始拖延部队行动。

　　7月10日，一方面军已经进至岷江西岸的毛儿盖地区，开始逼近松潘，第四方面军主力却迟迟不进。朱德、毛泽东等不得不急电张国焘，称：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后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各部真能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

　　为促使张国焘能确实执行北上计划，而且考虑到第四方面军人多枪多，军力远较第一方面军强得多，中共中央于7月12日通过了张闻天的提议，在中央军委设总司令及总政治委员之职，由朱德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张并为军委的总负责者，同时由第四方面军司令员徐向前和政治委员陈昌浩兼前敌部队总指挥和政治委员。这种安排终于促使张国焘开始与中共中央协调行动，实行北上进攻松潘的计划了。然而，事不凑巧，各部队很快出现了严重缺粮的情况，原定7月28日各部队到达预定位置的计划再度被打乱。时间稍一耽搁，敌情紧接着也发生了变化，松潘战役计划遂因此而被迫取消。

　　松潘战役计划取消后，张国焘再度对是否继续北上发生动摇。加以第四方面军与第一方面军之间的团结接连出现问题，中共中央不得不重新开会统一思想。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度举行会议，讨论由张闻天提出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报告进一步重申了两河口会议所作的北上决定的必要性，并明确地强调了争取西北地区、背靠苏联的意义。显然，中共中央经过在川、滇、黔半年多的征战，已经再清楚不过地了解到红军不适宜在这一地区创建根据地。特别是在红军的力量已经极大削弱，国际联络中断将近一年，而苏联影响已进入新疆的情况下，迅速北上创建根据地，努力取得国际的指导与援助，对于中共而言是再需要不过的了。为此，毛泽东在发言中特别强调了它的意义。他在解释了西北地区具有“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等特点之后，特别说明了“苏联在这地区影响大”的问题。他说：

　　地理上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对我国内战争有很大意义。五次围剿开始堡垒主义，我们对技术方面应很大的作准备。……我们基本上靠自己，但（应）得到国际的帮助。……因此要用全力达到战略方针，首先是甘肃这区域，但要派支队到新疆，造飞机场、修兵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