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张闻天、毛泽东的主张，张国焘和四方面军领导人陈昌浩、傅钟等虽未直接反对，但话里话外却明显地表示出不那么赞成。比如，说什么不管苏联援助我们的态度如何，我们中国共产党应把责任放在自己身上，不要以为与苏联接近就是要从苏联得到技术帮助；说同志们对西北方向讲了很多，但不要把少数民族问题看成是一个困难；说从西北发展到东南是可能的，但政治局决定整个革命问题不能偏向一边，不应限于一种因素，如此等等。很显然，张国焘等人刚刚从川北苏区出来，人多枪多，数倍于中央红军，还没有经历过中央红军所遇到的各种令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甚至不了解在少数民族区域建立根据地之困难，他们最担心的还是与国民党中央军作战，因此他们的主张说到底就是想避免与国民党中央军交手。只是由于他们在政治局中不占多数，一时又找不出十分充足的理由加以反对，因此说起话来只好含糊其辞。结果，会议还是通过了张闻天的报告。

　　由于张国焘等颇不满意会议的结果，因此会后便另生枝节，提出了一个避开北面胡宗南部，直接西去青海、宁夏和新疆的新建议。但如此一来，苏联方面赞同与否尚且不论，西去边远的少数民族区域，远离中国本土，与中共中央原来的设想相距甚远，故毛泽东等断然反对。8月2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制定了新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和《夏洮战役计划》，明确提出“在目前将我们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不仅红军全部长期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必然会在粮食和民族关系等方面造成严重困难，而且国民党军正以全力压迫我们去不利地区，以便于他可沿着黄河构筑封锁线与堡垒，这种做法“客观上正适合于敌人的要求”。故“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坚持并再度部署了新的北上战役行动，即要求部队进至甘南，并以主力出洮河东岸，占领岷州天水间地区，打破敌人兰州、松潘封锁计划，并依据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区域，有计划地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两省的广大区域。

　　但是，由于张国焘领导下的第四方面军人多势众，张在名义上又取得了军委总负责者的资格，中共中央实施部队调动、指挥及具体军事行动仍不免多方掣肘。

　　8月31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及与第一方面军一同在右路军的前敌总指挥徐向前等，认为甘南西固敌已有备，以第一方面军单独夺取，不仅不能制敌，反会为敌所制，而且左路军主力须3天后才能赶到班佑，其余部队至少要到14日才能跟上，故要求右路军就地休整，等待左路军，以免被敌截为数段。

　　中共中央得电后当即复电张国焘，说明：根据情报，目前文县、武都、西固、岷州一带甚空虚，无多敌，从左路军所在下包座去西固不过5天，去岷州也仅6天，且“路大房多粮足，罗达以东即完全汉人区域”。故右路军仍将以主力向前推进，以不突出西固、岷州为度，望左路军控制白骨寺及包座，如此控制两条平行东向路线，随时可与正在赶来的中央军胡宗南部做有把握的作战，绝不会被敌截断。只要左路到达，即可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去，争取更大胜利。

　　不料，9月2日，张国焘电告徐向前、陈昌浩称：“葛曲河水涨大，不易消退，侦察上下卅里，均无徒涉点，架桥材料困难，各部队粮食只有四天。”故部队只能在原地不动，要求右路军派一二团兵力带工兵连赶至葛曲河右岸，利用那里的树林伐木造桥。但次日，张即电告徐、陈：“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二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他建议“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徐向前亦分析张国焘说葛曲河涨水无法渡河和部队缺粮等，均是借口。

　　这时，右路军前锋一军团已离开巴西，进抵俄界。双方反复电商，就连徐向前、陈昌浩也致电张国焘，说明“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进为下策”。

　　但是，反复协商无结果后，张国焘不仅坚持不愿北上，而且于9月8日直接下令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率右路军回头南下。其意图十分明显，就是要胁迫中共中央听从他的指挥。面对这种情况，如果中共中央委曲求全，则地位全失，张国焘从此可以颐指气使，为所欲为。反之，如果中共中央拒绝南下，徐、陈因在张国焘指挥之下，很难抗命不遵，而这时中共中央手中能使用的部队只有红3军团，两部兵力悬殊，情况变得异常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