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是9月下旬在甘北榜罗镇一次只有少数中央常委参加的临时会议上，决定改变前定的打通国际路线的方针的。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9月12日在俄界会议作出打到外蒙边界去的决定时，他们还不清楚路经之处会有一块可以立足的根据地。既然打到苏蒙边境去，是为了保存剩下的这数百干部和几千战士，那么，有了这样一块根据地，自然也就达到了当初决定的目的，改变原先的决定是很自然的。从另外的角度考虑，北上苏蒙边境寻求帮助，尽管是万不得已之举，总是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贸然行动，张国焘所谓可能危及苏联外交的说法并非虚言恫吓，能不去自然也就暂时不去了。而且在1932年底中苏复交、苏联政府与南京政府之间的关系日渐恢复的情况下，苏联是否能够像当年支持国民党和如今支持盛世才那样，毫无顾忌地援助与南京政府完全处于对立地位的中国红军，也没有人能够说得明白。因此，基于种种考虑，作出这样的决定纯属情理中的事情。当然，中共中央绝不会放弃打通国际路线的想法。在这次中央常委会上，人们一致决定：一方面以陕北苏区为自己的立脚点，一方面得到机会时还要再派支队去打通国际路线，争取国际援助。

　　能够在陕北找到一处立脚点，这对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来说，确实可谓是喜从天降。自西征以来，中共中央虽然知道红25军、红26军两军在陕甘活动，却始终不知道在陕北有着这样一块根据地。经过一年时间，长途跋涉两万余里，抛头洒血，饥餐露宿，一路鏖战之后，中央红军已经从8万余人战至数千人，90%以上的部队损失殆尽，此时的红军可谓精疲力竭已至极点。自腊子口一役后，仅有的数千红军减员竟又“超过一千五百人”，使中共领导人深感震惊。就连毛泽东也叹息道：损失比例如此严重，就是过雪山草地也未曾有过。由此可见红军疲劳之甚。再向前去，特别是要通过人烟稀少、寨堡林立、少数民族较多的甘西或宁夏，结果如何却更难预料。因此，就军事领导人而言，迅速找到一处立脚点歇下来，远比打通苏蒙边界更迫切、更重要。当他们意外得知陕北有一根据地之后，可以想象他们会有多么惊喜。红军实在太需要休整了！10月中旬，中共中央当机立断，迅速带领中央红军摆脱追兵，开进了陕北苏区，停下来不走了。中央红军进入陕北苏区的第一站——吴起镇。

　　但是，陕北苏区是否真的能够成为中共中央的立脚点呢？它会不会又成为第二个江西苏区呢？这一切归根结底仍旧取决于国共两军之间具体的力量对比。而这时中央红军，即陕甘支队只剩下四五千人，加上刚从陕南苏区转进陕北的红25军与原在陕北苏区的红26军组成的红15军团，合起来也只有一万人之谱。可国民党方面，仅驻扎在陕甘一带的由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就有十几万人，连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和其他杂色部队，以及已经尾随追至甘肃北部的蒋系王钧及毛炳文部的几个师，少说也有二三十万人。双方力量极为悬殊。

　　不过，这时有两个条件对红军是有利的。

　　第一，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已经不把北上红军视为追剿重点。蒋介石这时明确认为，“由毛泽东、彭德怀等率领向甘肃逃窜”的红军只是“一小部分”，“其余大部分仍旧留在川北和川甘边境”，国民党军队需要重点对付的应当是这支红军。至于对毛泽东所率领的小部分红军，目前只是要留意不要让他们“回窜出来”。因此，蒋虽于10月1日宣布兼任西北“剿匪”总司令，实际上一切军事事务均交给代总司令张学良处理，自己则亲往成都指挥围剿红四方面军的作战行动。故中共中央这时注意到国民党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已经“告一段落”，特别是国民党中央军已经不再积极跟进，“现进攻我们的主力是张学良，指挥亦是张学良”。其次则是原来属于西北军的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也是杂牌。而对付张学良、杨虎城这样的地方军阀武装，在红军看来要容易得多。